在這個AI（人工智能）興起的時代，人們愈來愈習慣使用各種AI工具，以便省時省力地完成工作，抑或提供生活上的便捷。毋庸置疑，我們應該歡迎AI時代的到來，也享受著它帶來的高效、價值或收益。然而，越是在這樣的時代，作為一名科普工作者，我愈加認為，我們更需要花一些時間擁抱大自然，接受陽光雨露的滋養，多去野外觀賞一草一木、一鳥一獸。這種親身體驗是AI替代不了的，它對我們的身心大有裨益。其中，最有效且富樂趣的一項戶外活動便是——觀鳥！

　　今年2月23日，英國《新科學家》雜志刊載了一項研究。科學家發現，觀鳥可以重塑大腦，構建抵御衰老的“緩沖帶”。研究者使用了18種極易混淆特征的鳥類照片，在4秒內展示這些照片，讓專業組和新手組人士分別識別這些鳥種。可以想見，專業組的識別准確率遠高於新手組，而這些人的大腦雙側前額葉皮層、雙側頂內溝、右側枕顳皮層活躍度明顯高於很少觀鳥的人。這些區域與物體識別、視覺處理、注意力與工作記憶等活動有關。科學家由此認為，常年觀鳥有助於大腦健康，可減緩衰老。

　　我國有深厚的觀鳥歷史和文化基礎，浩瀚古籍足以為証：《詩經》有許多篇講到鳥獸虫魚，“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家喻戶曉﹔許多唐詩宋詞都與自然元素相關，存世的5萬余首唐詩中，專門寫鳥類的唐詩就有幾千首﹔《山海經》《爾雅》《本草綱目》《古今圖書集成》《鳥譜》……無不包含著對鳥類的細致觀察與精確認知。

　　從文化角度講，現代意義的觀鳥起源於歐美。18世紀中葉，英國貴族群體開始樂於觀鳥。后來隨著望遠鏡的發明，使用望遠鏡去觀察鳥類成為貴族的時尚樂趣。觀鳥者也被稱為“鳥佬”，西方的“鳥佬”著實不少，許多是博物學家、科學家、鳥類學家。英國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等學者、作家便是早年著名的“觀鳥達人”。當然，絕大多數“鳥佬”和科學專業毫無關聯。

　　在美國，著名畫家、鳥類學家約翰·詹姆斯·奧杜邦將北美洲的鳥類觀察推向不可思議的高度，其繪畫作品至今被無數出版公司反復刊載。隨后，一大批“鳥佬”推動了美國觀鳥活動的發展。美國的“鳥類野外手冊”是為佐証，在美國任何一家書店或網店都可以找到多種觀鳥工具書，細到一個州、一個縣、一個區的觀鳥手冊。與之配套的大型活動也應運而生。1998年，美國觀鳥協會正式推出“觀鳥大年”：一年之內，在美國和加拿大境內的大陸或近海，憑借肉眼或望遠鏡目擊鳥類種類匯報給該機構，凡記錄種數最多者獲勝。這項比賽雖然沒有任何獎勵，也沒有裁判，全靠參賽者的誠實或信譽，但參與者甚眾。

　　美國普利策獎獲得者、著名記者馬克·奧布馬斯克撰寫的《觀鳥大年：人、自然和沉迷觀鳥的故事》（見圖，資料圖片）今年年初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刊行，並納入“譯文紀實”系列中。我讀完本書，對“觀鳥大年”活動有了深入了解。

　　桑迪·科米托是一位百萬富翁，有錢有閑。他財富自由之后，將幾乎所有精力都投入觀鳥，並是一位長期觀鳥紀錄保持者﹔阿爾·萊萬廷是一名化學博士，雖然嗅覺失靈，卻在觀鳥中追求完美，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格雷格·米勒盡管離異，但單身后的觀鳥生活似乎帶給他更多快樂，他以“窮游”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觀鳥大年。通過他們的故事，我們可以感受到大型觀鳥活動的樂趣，更會被他們執著的探索精神打動。

　　書中人物的觀鳥史，正是世界觀鳥史和生態文明史的一部分。個人史本身就是公共史、社會史的組成方面，每個人的成長變化是社會的縮影，每個人的經歷也會在社會史中找到共鳴。讀罷《觀鳥大年》，我不由得回憶起自己的觀鳥史。上世紀80年代，我拿著父親從蘇聯給我買的望遠鏡開始在天壇公園觀鳥﹔1996年10月，環保社團“自然之友”在首都師范大學高武老師的帶領下開始有組織地觀鳥，我有幸參與其中。2009年，國家動物博物館對外開放以來，每年春秋都組織觀鳥活動，現在我們的足跡遍布東非、南非、東南亞、南北極、亞馬孫等地區。

　　我國觀鳥人群保守估計已達30余萬人之多，實際上可能會更多。自然愛好者、鳥類愛好者也推動了如雲南高黎貢山、盈江等地的觀鳥產業，甚至極大拉動當地的文化旅游業。觀鳥活動有益人民健康，這也是促進新質生產力和文旅事業發展的新興產業。

　　讀完《觀鳥大年》一書，我有了一個展望：國家動物博物館也可以組織我國的“觀鳥大年”活動，讓更多的人親近自然，熱愛觀鳥！

　　（作者為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理事長，國家動物博物館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