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選本是一種重要的文獻形式，其核心功能在於通過對文學作品的精選與編排，構建某種文學傳統，引導思想與審美走向，並服務於文化教育。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撰的《文選》，收錄周代至梁代一百三十余位作家的七百余篇作品，首次將文學與非文學進行系統區分，是中國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選本之一。

選本源出總集。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建安以降，作家、作品越來越多，西晉摯虞覺得全面閱讀非常困難，於是採集精華，刪除蕪雜，將詩、賦等作品，各為條貫，匯為一編，即后世所傳之《文章流別集》。不難看出，最初的總集，並不是一味地匯聚，而是有所選擇與刪汰。如此說來，總集最初就帶有選本性質。雖然絕對區分總集和選本非常困難，但這二者實際上各有側重。《文章流別集》之后，如南朝宋劉義慶編撰的《集林》、齊孔逭編撰的《文苑》等，都達到一二百卷，它們顯然偏於匯聚，難免總雜，給閱讀帶來一定困難。同時，總集中各體文章數量龐大，難以突出文體特點。又因為作品典范性不易凸顯，無法提供有效的學習借鑒。唯其如此，時代及學者皆需要更為簡明實用、更具針對性的總集。《文選》就是適應這種形勢而出現的新型總集，實即選本。

從先秦到齊梁，文章體類大備，但發展中也出現了矛盾：一方面是異常繁富，另一方面是雜亂無緒。比《文選》稍早一些的《文章緣起》，所列文體多達85類，真可謂細大不捐。但其“因篇立名”的方式，導致分門別類太過瑣細，甚至重復冗雜。更因為分類標准不統一，使得部分文體歸類失當，文體邊界模糊不清。此類問題，給學習者造成很大困擾。所以，科學、合理、簡明的分類，是文體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劉勰顯然也有感於這種混亂，他在《文心雕龍》中貫徹了明確的分體意識，20篇文體論中，實際探討了35種文體。可是，《文心雕龍》中的文體論述，是一種理論闡發，雖論析精微，但缺乏實例支撐，並不能給人直觀認識。《文選》則在前人文體論述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概括出39類文體，並逐類提供范文，可謂名實相副。而且，正因為每一類之下都有范文支撐，辨體意識就顯得非常明確。前代文人作品分類的一些歧義與混亂，在此一一得以冰釋。《文選》的體類之分，堪稱六朝選本的一大壯舉，體現了對文體源流的系統辨析。

《文選》正式將文學與非文學進行了區分。此前的總集和選本，或強調數量，或偏於種類，其選文標准或含糊，或單一，缺乏合理分類和縝密界定。《文選》在選文之前，先有序，明確提出不選周孔、老庄、管孟及記事、系年之書，成功地將文學與經、子、史進行了精准切割。這種切割，明確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凸顯了文學作品的審美特質。近世學者提出“文學自覺”始於曹魏，但這個“自覺”的過程，實際上貫穿了六朝。《文選》的選文標准，正是“文學自覺”理論的完美實踐，標志著中國文學自此走向獨立與成熟。某種意義上，文學創作脫離政教附庸，與經、子、史分庭抗禮，成為專門的藝術領域，是《文選》選文標准的理論貢獻。這一標准不僅反映了六朝文學自覺的深化，更對六朝文學選本規范的形成產生了奠基性影響，成為后世文學選本的標的和指引。

《文選》在作家的選擇上，秉持公正的原則。唐人竇常謂之“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評價一個在世作家的優劣，很難不被個人情感、作家地位及各種現實關系左右，要做到客觀、公正，相當不易。《文選》選錄皆為前代公認的文學成就卓著的作家，讓人心悅誠服。對南齊末及本朝作家，也秉持這一基本原則，大量選入謝朓、江淹、沈約、任昉等人的作品，后人亦無可非議。當然，也有學者質疑，認為梁代徐悱和陸倕去世很晚，不宜進入《文選》。這個問題牽涉到《文選》最初編撰及最終成書的時間。今人俞紹初、傅剛等著名學者經過審慎研究，多認為《文選》最終成書於大通元年（527）后，是時徐、陸二人皆已辭世，他們進入《文選》，並不違背“不錄存者”的編撰原則。當然，陸倕是昭明太子的親隨，徐悱是劉孝綽的妹夫，要說完全沒有一點感情因素，也是難以服人的。四庫館臣評價《文選》選錄作家時，謂之“杜絕世情，用彰公道”，放之全編，依然是比較中肯的評價。

《文選》在作品的選擇上，本著典范的原則。《文選》編撰者時刻保持自覺的“選本”意識，努力為當前及后世提供一個寫作范本。研習《文選》者，多得其章法，就是因為每一種文體下的若干范文，把該種文體的“作法”，大致展現了出來。如京都賦選班固、張衡、左思之作，將此類作品的語詞、內容、思想、架構、修辭等一一呈現，為學習者提供示范和楷模。其他如贈答詩以陸機為主，曹植、王粲等為輔﹔行旅詩以謝靈運為主，謝朓、顏延之等為輔﹔誄文以潘岳為主，曹植、顏延之等為輔﹔史論以范曄為主，干寶、沈約等為輔。諸如此類，皆以典范為原則，為學習者提供寫作范式。對同題、同類作品，鑒別、抉擇嚴苛。如同為《海賦》，選木華而棄張融，主要是因為木賦壯麗宏大，不僅繼承了漢大賦的優秀傳統，又在描寫深度和想象力上有所突破。張賦則有意與木華爭勝，走奇僻艱澀一道，立意已處下風。張融文風詭激特異，不拘成法，本非常人所能學習，故張賦雖然描寫甚有特色，但文本的典范性則與木賦不可同日而語。作品擇取，本是選本的重中之重，《文選》堪稱當之無愧的表率。

《文選》有兩大明確的理論體系。一曰“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認為文學自古至今不斷發展變化，有一個由質到文、不斷提升的過程，強調繼承前代優秀文學遺產的重要性。《文選》選文，自始至終貫徹這一理論，前代有定評的佳作，多囊括其中。每一類作品，皆以時代順序相次，體現出文學發展的源流遞嬗與歷史傳承，讓學習者得以體察其中的演變軌跡。二曰“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這既是《文選》選文的重要標准，也是其刻意提倡的文學主張。“事出於沉思”，強調作品必須要有深刻的思想，要經過精心結構，反復錘煉。“義歸乎翰藻”則側重於文章形式，認為文學作品必須要有優美的文採、華麗的辭藻和精妙的修辭。齊梁文學，一向為后人詬病，如隋人李諤謂之“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唐人陳子昂謂之“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批評嚴厲，但都切中肯綮。《文選》強調“沉思”“翰藻”，既有批判性，也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完善的理論體系，是《文選》對六朝文學選本規范確立的又一大貢獻。

《文選》之前的文學選本，也都有各自的規范和標准，但這些規范和標准大多簡單、零碎、單一，即便有針對性，也未必有前瞻性，更不具有普適性。《文選》在前人的基礎上，整合蕪雜的文體，設立明確的標准，本著公正和典范的原則，貫徹系統的理論體系，集往昔之大成，鑄一代之經典。《文選》一出，此前或同時的一些選本，甚至昭明太子及其僚屬所編撰的集子如《文章英華》《古今詩苑英華》等，都被取代，乃至在后世湮沒無聞，皆與《文選》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有關。六朝文學選本的規范，無疑是《文選》正式確立的。

《文選》選入了大量經典之作，其本身也成為文學選本之經典，沾溉后世，惠及無窮，形成著名的“選學”。歷代著名文學家如杜甫、陸游等，都對《文選》推崇備至。魯迅先生曾勸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卻又專門寫過《選本》一文，承認《文選》自古至今，影響廣大深遠。不僅在中國，海外對《文選》的學習與研究，也有悠久的歷史，日、韓及歐美各國，都保存了不同時期的珍貴《文選》版本。《文選》在古今中外得到如此重視，主要緣於其選文的經典與體例的完備。 （作者：胡旭，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