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年畫十講》:年畫是一座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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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編書者說】
年畫,又稱“民間年畫”或“木版年畫”,主要用於驅凶迎祥、點綴歲時,並祝新年吉慶、闔家歡樂。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年畫作為一種大眾消費品,在民間廣泛流行,甚至有“不貼年畫就不算過年”的說法,足見其在人們心中地位之重要。
由王樹村所著、筆者選編的《中國年畫十講》一書,日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王樹村(1923—2009)是美術史論家、民間美術作品收藏家。他一生致力於民間美術作品的收藏與研究,曾收藏年畫粉本及畫版17000余件,編著著作70余部。這本《中國年畫十講》,收錄了他撰寫的十篇文章,分別是:《中國年畫小史》《天津楊柳青年畫》《蘇州桃花塢年畫》《開封朱仙鎮年畫》《門畫》《戲出年畫》《太平天國時期的年畫》《武昌起義及其后的戰爭版畫》《月份牌年畫》《新年畫》。筆者認為,這些文章,有史、有論,有綜述、有個案,從理念、線索與細節三方面入手,建構了一部理論清晰、線索明確、細節豐富的中國年畫史。
書中所收錄的《天津楊柳青年畫》一文,就筆者所知,是早期系統研究楊柳青年畫的重要專論,在楊柳青年畫研究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該文不僅披露了大量有關楊柳青年畫的珍貴資料,還結合作者的收藏,將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楊柳青年畫,分為: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清中期(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晚清民國(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及民國時期)三個時段。在討論每個時段年畫藝術的成就時,王樹村重點關注年畫的風格演變及其與時代的關系,也因此,通過年畫便可觀數百年間社會風俗變化。該文插圖收錄的多幅清代楊柳青年畫,比如《金玉滿堂》《四季平安》,都很有代表性。《金玉滿堂》中間繪一缸色彩鮮亮的金魚,旁邊有孩童俯身逗弄,用的是楊柳青年畫特有的“線描填色”技法,魚鱗光澤、孩童的衣紋都栩栩如生。以“金魚”諧音“金玉”,以魚缸象征水塘,故得“金玉滿堂”的吉祥寓意。《四季平安》則描繪四個娃娃懷抱花瓶,分別插有牡丹、荷花、菊花、梅花,寓意四季順遂。又因“瓶”諧音“平”,故得“四季平安”。這些作品勾染精致,用象征、比喻的手法來表達人們對未來幸福生活的希望。
年畫中,有“南桃北柳”之說。“北柳”是指北方代表性年畫產地天津楊柳青,“南桃”則是指江蘇蘇州的桃花塢。該書收錄的《蘇州桃花塢年畫》一文,並不僅僅是對桃花塢年畫構圖、色彩、雕刻等形式和風格的梳理與評價,更是對桃花塢年畫發生、發展與衰落歷史進程的分析。作者指出,桃花塢年畫的源頭是明代金陵(南京)和徽派版畫,同時,受到西方美術的影響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書中收錄的兩幅《西廂記》年畫作於清代乾隆年間,是典型的蘇州早期年畫,也稱“姑蘇版年畫”,頗受學界重視。畫面中可見透視法,並以排線表現明暗,即所謂“泰西筆意”。再加上幅面闊大,版刻精細入微,被王樹村譽為“版畫史上的一大奇觀”。另有一幅蘇州年畫插圖,名為《百子全圖》,出自清末蘇州年畫名店“陳同盛”,是王樹村的舊藏。此幅上端表現文武狀元游街的情節,下部排列耍龍燈、跑竹馬、孩童抬著插有三戟的寶瓶,右側是群兒擊鼓奏樂,把歡慶春節的活動表現得淋漓盡致。畫面以花卉邊框裝飾,更增強了喜慶的氛圍。
《開封朱仙鎮年畫》一文介紹,朱仙鎮年畫雖屬於北方年畫,但與楊柳青年畫風格迥異。其作品尺幅一般較小,刻線粗獷奔放,浪漫古拙,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該文為王樹村所著《河南朱仙鎮年畫》的序言,不僅討論了朱仙鎮年畫的歷史,也講述了他收集與研究朱仙鎮年畫的過程。
如果說上述三篇皆屬於“史”,《門畫》《戲出年畫》屬於“論”,《中國年畫小史》(原名《中國年畫史敘要》)則是典型的史論。這篇文章主要介紹北宋至清代的年畫。此外,也對年畫的概念、創始、題材等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頗多創見。作者自言“由於篇幅所限,未能達到有美皆備之境地,但足以得見我國豐富多彩的民間年畫藝術之概貌。再就其內容和形式來說,除了可供美術家們創作參考外,有些作品對於社會科學的其他研究方面,如民間文學、戲曲小說、歌舞曲藝、世俗生活以及近代史、民俗學、美學等,也都提供了形象資料。尤其是對編寫中國美術史的工作,更有彌補已往空白之價值。”
王樹村關於“年畫之名詞釋義”,往往為學界所樂道。據他梳理,“年畫”一詞最早見於晚清寶坻人李光庭所著《鄉言解頤》一書,其中“新年十事”一節中提到:“掃舍之后,便貼年畫,稚子之戲耳。然如《孝順圖》《庄家忙》,令小兒看之,為之解說,未嘗非養正之一端也。”從文字中,可窺清末家庭張貼、賞閱年畫的情景。而且李光庭強調年畫不僅僅是“稚子之戲”,還可以“涵養正道”,可見年畫可遙接“成教化、助人倫”的繪畫傳統。流傳至今的年畫中,尚有為數不少的《孝順圖》(俗稱《二十四孝》)、《庄家忙》,由此可見年畫教化功能之“一斑”。書中所收錄的楊柳青年畫《庄家忙》,上有題詩曰“春種微微粟,秋收囤囤盈。倚仗辛勤力,年年誦太平”,便是勸人勞作。
王樹村非常重視年畫的社會意義。在該書收錄的《武昌起義及其后的戰爭版畫》《新年畫》兩篇文章中,都可見關於年畫社會功能的思考。例如,他認為,“民間年畫除去它的本身藝術價值外,內容所反映的民俗風情,人民衣食住行之衍變,以及其普及文化知識,諷諭勸戒(誡)和愛國教育等等亦足資今日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研究參考。民間年畫是一座寶山,希望美術工作者和民俗研究工作者共同來努力開掘。”
筆者以為,雖然王樹村的研究對中國年畫史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但也並非沒有可改進之處。
其一,可納入新的材料。年畫史上的新材料,主要是考古新發現和近20年新發現、刊布的海外藏中國年畫。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俄羅斯、英國、法國、丹麥、瑞典、德國、瑞士、捷克、波蘭、奧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國家均藏有數量不等的中國年畫。關注這些年畫,不僅是為史論的構建增加新材料,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發現新的學術問題,從生產、制作、內容、傳播、交流等多個方面,拓展年畫研究的邊界。其二,可採納新的研究視角。王樹村對“作為史料”的“實物”的重視、對文獻的深入挖掘以及對年畫的深厚情感,都讓人印象深刻。然而,在此基礎之上,如果可以換個視角,從文化史的視角研究年畫,或許可以有更多發現。也就是說,年畫史的建構意義遠不止於成為美術史的一環,它是歷史圖像的聚集,同時還是民間物質文化史、視覺文化史的絕佳范例,如果將年畫置於更宏闊的學術背景中進行考察,它便具備了比畫作更為深遠的意義。不過,最后仍需要說明的是,對於王樹村的研究,我們可以批評和指正,但也不要忘記,我們是在他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如果沒有他的努力,各類問題幾乎沒有討論的基礎。
以上是筆者在編這本小書中的一些想法,限於篇幅,難免挂一漏萬。最后想要說的是,誠如王樹村所言,民間年畫是一座寶山,裡面蘊含著豐富的礦藏,等待大家前去開掘。 (作者:姜彥文,系天津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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