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從昆明市聶耳墓文物管理所獲悉，經過工作人員走訪與考証，確認了1937年為聶耳墓鐫刻第一方墓碑的民間石匠，是西山高峣的李萬年。

　　昆明西山太華寺北側的聶耳墓，是1980年由原址遷建於此。其最早的墓園始建於1937年，人們熟知為該墓碑撰寫墓志銘的是雲南文人徐嘉瑞，但鐫刻碑文的工匠究竟是誰，卻鮮有人知。

　　直至近日，管理所工作人員在高峣村退休老干部胡玉生的帶領下，找到了李萬年的后人李志，通過詳細採訪，才將這位石匠與聶耳墓的聯結清晰地勾勒出來。

　　這場溯源的關鍵線索，來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古德的《20 世紀 30—40 年代中國的農村生活：對雲南高峣的社區研究》，中山大學人類學教授何國強在譯后記中曾提及“1937 年老聶耳墓由高峣村石匠李萬年修建”。這行文字成為解開謎題的鑰匙。

　　受訪者李志，是李萬年的兒子，今年82歲，身體依然健朗，他對父親的記憶大多來自母親與姐夫的講述。李志記得，母親曾說，父親為聶耳墓刻碑時，特意在現場搭了一座鬆毛棚，在棚內進行鑿刻。彼時的李萬年，已是高峣一帶公認的好石匠，不僅石雕手藝精湛，書法亦佳。

　　在舊時的高峣，李萬年的名字幾乎與碑刻石雕綁定在一起。李志回憶，父親的手藝涉獵頗廣，除了為鄉鄰刻制墓碑，還會做石磨、雕門頭石獅子，甚至兼做木工與房屋修繕。西山附近的碑刻，大多出自他手，如今碧雞派出所內留存的留法醫學博士范秉哲父母的墓碑，是為數不多能見到的李萬年手跡，而他曾刻制的《重修普賢寺》碑，在民國年間曾立於普賢寺中，如今早已不知所蹤。

　　在奧斯古德的書籍記載中，也提及他曾收購過李萬年的多件雕刻作品：人物狀煙斗、手柄末端雕有觀音的蒼蠅拂子，還有大理石雕硯台，這些作品如今被收藏在美國國家博物館，被稱作“東方藝術的珍品”。奧斯古德在著作中直言，李萬年是高峣本地人中“最有心機和天賦最高者”，其作品廣受鑒賞。

　　考証的過程也伴隨著細節的厘清。李志說，父親李萬年當年僅為聶耳的墓碑進行鐫刻，墓體與園內亭台的修建，則由其他工匠完成。

　　那方由李萬年鐫刻的聶耳墓碑，有著那個時代獨屬的模樣：碑體高約1.7米、寬約0.8米,正中刻著魏碑體“劃時代音樂作曲家聶耳之墓”，兩側則是雲南知名文人徐嘉瑞撰寫的碑文。

　　這方墓碑陪伴了聶耳17個春秋，直至1954年，雲南省政府重修聶耳墓時，才被郭沫若題寫的墓碑取代。遺憾的是，在更換的過程中，徐嘉瑞撰文、李萬年鐫刻的原碑發生斷裂，最終未能保存下來，如今僅能從少量拓片中，窺見其當年的模樣。而老聶耳墓的原址，就在現在張天虛墓的位置。

　　舊時的匠人，大多如李萬年一般，隱於歷史的幕后。李志的回憶，也為這位石匠的人生畫上了一個令人惋惜的句點。1950年前后，碧雞關一帶霍亂蔓延，李萬年的妻子先被感染，隨后又傳染給了他。這位在高峣刻了一輩子碑石的匠人，最終沒能熬過那場疫情。

　　聶耳作為人民音樂家，其名字與作品早已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而聶耳墓的每一處細節，也都成為人們回望這段歷史的窗口。在聶耳墓管理所的探尋下，這些藏在文獻裡的記載，藏在碑石裡的記憶，被一點一點展示出來。

　　如今，當人們再登西山，站在聶耳墓前，望向高峣村的方向，便會想起，90年前，有一位本地石匠，曾搭著鬆毛棚，以一鑿一刻，為這位音樂家的安息之所，留下了屬於民間匠人的溫度。這份被塵封的印記，讓聶耳墓的歷史變得更加完整，也讓那些默默耕耘的民間匠人，在時光裡被看見也被記起。（孫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