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帶孩子去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游玩的願望，祝裡兩年都沒能實現，在北京市朝陽區某科研機構工作的他，一直沒能在這段時間休帶薪年假。

　　單位領導表示，員工多在七八月集中休假，春節前不少科研項目進入結項、報告撰寫階段，工作任務緊張，加之臨近春節假期，沒有休假的必要。

　　“孩子還小，暑期景點人多，不和領導鬧僵，只能暫時放棄休年假。”像祝裡這樣，難以自主安排帶薪年休假時間的職工不在少數。盡管勞動法、《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等法律法規早已明確年休假制度，但不少職工坦言，能否享受這項福利，要看單位“臉色”。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日前表示，將推動修訂條例，督促用人單位落實制度。如何讓帶薪休假從“紙面福利”轉化為實際保障，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備受關注。

　　李曼在北京一家教育培訓機構工作已5年，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按規定自己每年有5天年休假，但從未休過。“單位競爭激烈，一切看業績，每天工作安排都很滿，別說年假，婚假都不敢休。”李曼說。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趙忠認為，帶薪休假落實難的深層原因是社會層面形成的“休假恥感”以及對“加班即敬業”的錯誤認知。讓帶薪休假真正落地，既需要制度與監管保障，也需要引導企業和勞動者明白，休假是勞動者的法定權利，也是企業與勞動者共贏的選擇，讓勞動者敢於休假、企業願意落實。

　　“工作與生活平衡是高質量就業的核心內涵，帶薪休假是實現這一平衡的關鍵環節，並非額外訴求，而是與工資報酬同等重要的法定權益，應讓勞動者安心享受。”趙忠說。

　　從2008年起實施的條例中規定：職工累計工作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單位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休假的，應按職工日工資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資報酬。

　　趙忠表示，條例不僅明確了休假天數、未休補償標准，還對政府監督、企業處罰、勞動爭議處理等作出了具體規定，也兼顧了企業重大經營事項、跨年休假等特殊情形。在他看來，此次條例修訂的重點並非新增規則，應圍繞落地執行完善體制機制，讓現有規定落到實處。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部分企業與員工協商以年休假“換報酬”，但補助標准多由企業自行確定。北京市海澱區某餐廳店長林洋說，因日常客流大，不休年假的員工，可以拿到每天200元的補助，“補助標准偏低，但我不知道該去哪裡投訴，為了不撕破臉，只能被動接受。”

　　條例規定，確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職工休年休假的，經職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休假。對職工應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數，應當按照該職工日工資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資報酬。

　　趙忠認為，縣級以上人社、人事部門應嚴格按照條例要求，從“被動接訴”轉向常態化主動監督檢查，而非僅在勞動者維權時介入。“建議各地每年統計轄區內職工帶薪休假實際享受比例、未休年假按法定標准補償比例、未補償企業數量等核心數據，將帶薪休假落實情況納入民生發展核心指標，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布，以量化指標壓實政府監管責任。”

　　趙忠同時建議，條例修訂中應壓實政府監管職責，對既不安排休假也不支付補償的企業，可採取依法責令限期改正、追繳賠償金、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等措施。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認為，休假制度應避免“一刀切”，實行差異化安排，適配不同類型企業，平衡企業經營與勞動者權益。

　　王天玉分析說，我國現行勞動權益保障規定對所有用人單位一體適用，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難以承擔與大型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同等的休假成本，導致部分企業陷入“保經營”還是“保福利”的兩難。

　　“需探索為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設置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同步配套勞動者權益保障措施，不能單一要求企業落實休假，政府應通過稅費減免、財政補貼等方式分擔小微企業休假成本。”王天玉說，“隻有讓休假制度適配企業發展實際，才能讓帶薪休假從‘強制要求’變為企業‘自覺行動’。”

　　值得關注的是，日前多地在推行中小學春秋假時，同步銜接了職工休假政策。2月初，提請安徽省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落實帶薪錯峰休假制度，設置中小學春秋假，擴大職工文體消費。江蘇省也將落實帶薪錯峰休假與設置中小學春秋假並列作為2026年重點工作。

　　王天玉認為，帶薪休假能夠倒逼企業完善人力資源精細化管理，明確崗位配置方案，政府應出台政策鼓勵企業實行彈性、錯峰休假，推動職工休假與中小學春秋假精准銜接。

　　“從社會層面看，帶薪休假既是重要民生福利，也是拉動消費、促進經濟均衡發展的重要抓手。與中小學春秋假銜接，能有效解決‘孩子放假家長難休’的民生痛點，釋放家庭消費需求，分流旅游高峰期客流，推動消費市場持續活躍。”趙忠說。（記者 李桂杰  應受訪者要求，祝裡、李曼、林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