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歷史語境”是21世紀以來，古典文學研究者在標示研究路徑與研究意圖時的常見表述。這一表述背后，存有文學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及其所欲討論之問題的體貼與謹慎，也是對20世紀“重學術輕思想”“重思想輕學術”的一種平衡嘗試。但毋庸諱言，回歸歷史語境同樣可能在其共識化的過程中，內涵漸趨空洞且流於細碎浮淺，既難以對人、事過程有建基於細致考辨基礎上的“真相”推定，亦弱化了研究者對於原有研究傳統中有關歷史脈絡、階層升降、文學與世界諸多宏觀問題的興致。同時，過於具體和強調歷史情境的研究，也影響了對於有關人類生活之“一般問題”的考辨。故而，回歸歷史語境對於今日之學術研究而言，已是需要反省檢驗的學術風氣。

“回歸歷史語境”如何可能

回歸歷史語境的主張有著對於真相客觀性的信從，基礎史料的確當、事件過程勾描的妥帖、意圖及情感體貼的細膩乃至制度與風氣認知的周詳，成為其研究目標達成與否的流行判斷。但這也意味著回歸歷史語境的努力，會在文獻的辨別與利用、人事與制度、情感與觀念等不同維度上，面臨著不易回應的挑戰。

回歸歷史語境的嘗試，首先會面臨文獻整理、考辨及“文獻不足征”的難題，甚而文獻的利用過程亦面臨著資料有效與否的挑戰。如家族及地域文學研究中，研究者須對家譜、方志、序跋及墓志類文獻的可信度持有明確的分寸感。此外，當涉及歷史與邏輯、理性與情感、文本與實踐、信仰與認知等不同維度的問題時，研究者既需要對此類問題的基本理論與常規方法有較為系統的理解，同時也要能夠有效結合文學文本展開相關研究的問題域與學理縱深，否則難以形成實質性的學術貢獻。如在科舉制度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應注意制度之正式維度與非正式維度的區別，並同時認知制度實踐必然包含非正式的維度，從而呈現出人際關系網絡的潛在影響。在楊萬裡的存世文集中，有多封為其子侄甥婿謀求晉升之途的請托文字。此一點與“心胸透脫”的“誠齋體”詩歌相參看，或許更能見出制度移轉風氣人心的力量。由此，研究者對於宋人所面臨的思想與制度環境應會有更為真切的認知。在涉及情感問題時，研究者需要留意情感的命名與表達對於情感文化生產的意義。在習慣從“以名定實”的視角理解名與實之關系的同時，意識到“以名責實”的重要影響，方能在情感的命名與情感的實存之間有更真切的感受，也由此方能推進情感與社會等問題考察的系統性。今人或許很難想象諸如“苦悶”“無聊”“歇斯底裡”會成為前現代社會流行的情感現象（王汎森），甚而在“歇斯底裡”作為語詞出現之前，此種情感或情緒的存在與否，亦會成為問題。當研究者所欲重構的歷史語境與更為寬廣的社會生活以及更為深幽的心靈世界不期而遇時，回歸與重構的嘗試將是一個令人痛苦而又痴迷的事件。

“回歸歷史語境”的限度

回歸歷史語境強調以史實的鉤沉辨佚、排比取舍為基礎，重建時人的生活世界，以期由此認知時人的物質環境、思想氛圍、制度文化、認知偏好與關系網絡。以上研究通常會注意到古今之辨與東西之異。對於“以論代史”及“后見之明”的警惕態度以及與古人處同一世界的“了解之同情”，是無須明言的態度與立場。然而，古人有其所身處的物質、思想及制度環境，其認知偏好雖無法跳出時代的限制，但此種限制如同腳下的土地，會帶來真偽、善惡及美丑等判斷的穩靠感。今人同樣有此共同的生存命運，正如同某一時期文學研究所展現出的對於文學之社會維度的偏重﹔抑或對於古典文學基本史料的發現與整理，其背后總有可以稱為時代“風氣”的社會變革與思想更新。“回歸”的背后，依然有著明顯的當下或“后見之明”的痕跡。研究者無法跳脫其顯性的思想情境與情感氛圍，乃至凝定問題的視角與方法。當下流行的對於古人“認知形態”之前現代性的強調，嘗試認知、理解古人體現於日常生活中的慣習與信仰，但“現代”與“后現代”間拉扯與糾纏的痕跡清晰可辨，從中依然可以看出當下學術風氣轉圜的影響。在20世紀下半葉的古典文學研究中，諸如讖緯、謠諺等文獻，大多被貼上“非理性”“荒誕”“前現代”“落后”等標簽，即使其與古人的文化、信仰存有高度關聯，也難以得到研究觀念與方法上的有效支持，故而難以成為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大宗知識。但在21世紀以來對於“科學”“理性”“規律”等作為現代生活之標識的語詞與觀念的反思風潮之下，讖緯、謠諺、神話以及反映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家譜、書儀、賬簿等文獻得到系統關注。然而一種風潮的興起，背后總隱藏著其起落消長之因由，以及此種風潮作為一種視角與方法的限制。在某種意義上，“歷史”在“作”（創制）與“述”（解釋）中形成其問題鏈與意義鏈（趙汀陽《歷史之道：意義鏈和問題鏈》）。“歷史”的真相雖然會在特定的層面存有真偽之辨，但“歷史”的整體認知與評價卻以“歷史解釋”的有效與否，以及是否產生知識增益為其標准。研究者若無法在“回歸”的同時，認知到限度的存在，並由此克服“文獻的傲慢”或“理論的傲慢”，或將背離原初的研究意圖。

“回歸歷史語境”對“一般問題”的遮蔽

“回歸”與“還原”在字面上，意味著研究者將關注點聚焦於具體而特殊的人物、事件與生活世界。腳踏實地的穩靠感會在不經意間形成“文獻的傲慢”，進而形成對理論的輕視與對宏觀認知的疏離。在細致的文獻鉤沉等工作中，研究者通常會忽視“歷史與價值”“時間與永恆”“普遍與特殊”是自先秦以來，古典知識傳統生成、演化與新變穩定的認知框架。雖然，今日古典文學研究的從業者大多並不陌生於“人心之至情”“古今之共理”“此心同，此理同”“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等主張古今、東西共通的表述，但在實際研究中，無論是限於能力，抑或緣於心態，多難以將此認知視為學術研究的根本法則之一。

“古人可以一般地思考問題”，抑或“古人可以思考一般問題嗎”，在當下的古典文學研究中，需要再被問題化方能得到應有的重視。身處具體情境中的古人，自然有其基於特定遭際的感受、認知與回應，但支撐其作出如此反應的，是其時代習而不察的一般的知識形態。同時，對於類如人性之善惡、良性社會生活如何可能、制度與人情、道與德、文與道等一般性問題的思考，亦是頗為常見的士人群體的生活現象。雖然文學文本並不以系統周密的問題追問及回應表述作為對一般問題的思考方式，但其對相關生活現象的書寫，可將思想與觀念再度問題化，從而在具體的情境中展現思想與觀念的效用、限度及其難題，並由之展現文學作為一種思想方式的獨特價值。如在唐傳奇中，有數量眾多的人獸間的形變書寫，指涉對於人性善惡以及良性社會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思考﹔在科舉士人的生存境遇中，有對制度社會效應的體會與反思，同時也有對社會局部進入“陌生社會”之挑戰的初步考量（劉順《中晚唐的社會變遷與文學中的情感呈現》）。而在詩文中，韓愈、孟郊等人對天與人、人與物關系的書寫，同樣成為思想轉型的契機與實踐。當文學研究過於強調“歷史語境”而忽視對“一般問題”的關注時，文學作為一種思想方式的價值，以及文學對於社會生活覆蓋性影響的功能即難以得到應有的發明。古典文學研究者在此過程中，亦不免會弱化對社會生活感受與認知的能力與自覺。

古典文學研究應在傳統文獻、出土文獻、域外文獻的整理與校注業已取得極佳成績的現狀之下，在理論問題的研究上有更為實質的突破，關切“一般的問題”，從而重建文學對於生活世界的影響力。在避免將文學窄化為時代的文本印記的同時，提升文學與周邊學科對話的能力。 （作者：安家琪，系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