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時代在黃土高原腹地甘肅省定西市安樂村度過。每逢暑假，我和哥哥總會在外婆家住幾天。外婆家不遠處那片被庄稼層層環繞的黃土山，是我最熟悉的風景。我們經常踩著田埂間沒膝的狗尾巴草與蒲公英，深一腳淺一腳地攀爬。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這片承載童年歡聲笑語的“土山”，是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新發現的北宋故城遺址——張川城遺址。這15到20厘米厚、層層疊疊的夯土層裡，竟藏著古人筑城戍邊的智慧。那些與庄稼共生的黑釉、褐釉陶瓷片，曾是北宋先民碗碟中的煙火生活，沉澱著上千年的光陰。

　　2024年，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隊的隊員們背著帆布包、拿著專業測繪儀器，踏遍隴中溝壑。他們在我們村找到這片被時光遺忘的黃土城垣，實地調查、拍照、測繪、數據採集，以“張川城遺址”文物的身份進行了認定。普查隊員還查閱了大量史料，一步步揭開故城的過往——它曾是交通要道上的軍事重鎮，東連會寧西寧城，西接安定安西城，是安定區“四普”中極具價值的新發現城址類文物。

　　我離開家鄉到外地求學、工作，直到2025年夏天再次回去。當我循著童年足跡走向這座剛剛有了新身份的故城時，情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登上城牆，陽光穿過雲層，給千年的夯土鍍上金邊，城牆形制依舊完整，卻因普查隊員的發現與守護多了一些珍視的溫潤。夯土層上深淺不一的溝壑，既是歲月侵蝕的痕跡，也是文脈延續的印記。

　　定西的張川城遺址，是我在少年時期美好的相遇。四川瀘州的玉蟾山石窟，則是我踏上文物保護的起點。2009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我作為四川瀘州市普查隊的一員，在這裡完成了第一處文物實地調查。2024年5月，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實地調查開啟，我作為重慶江津實地調查隊長，與普查隊員來到了長江北岸的石佛寺，我們在前期考古發掘的基礎上，按照摩崖造像區、建筑基址區等五大區域的布局，丈量巨石、數據採集、照相記錄，探尋實地調查全流程的工作方法，為江津900余處不可移動文物實地調查做准備。這種山水與建筑共生的格局，在中國寺廟遺址中極為罕見，也讓包括我在內的新江津人深感自豪。

　　從定西張川城的黃土城垣到重慶江津的石佛寺，“我家門口有文物”這句話裡有不同的風景，卻藏著相同的守護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