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博物院一家文創店內的馬造型挂件。新華社發

馬年甫至，各種馬主題布偶、裝飾、文創等熱熱鬧鬧地登場亮相。繼“哭哭馬”爆火出圈之后，國家博物館推出的“一匹黑馬”系列文創、甘肅博物館以鎮館之寶銅奔馬為靈感開發的“馬元素”毛絨玩偶、山東美術館從齊白石《如此千裡》畫作中汲取靈感打造的軟陶小馬“馬彪彪”等很快成為年輕人追捧的“文化年貨”。蘇繡馬紋挂屏、朱仙鎮木版年畫（馬年生肖款）等馬年主題非遺產品也在預售階段被搶購一空。

在十二生肖中，馬似乎得到了更多偏愛，一到馬年，相關文創就會比其他年份更能引領消費熱潮。這是因為，馬無論是作為一種生物，還是作為一種意象，都常與美好相連。從不勝枚舉的成語中可見一斑：躍馬揚鞭、萬馬奔騰、馬不停蹄、馬到成功……由此可以窺見中國文化對馬這種生靈的贊美之情。“垂缰救主”“躍馬檀溪”“赤兔絕食”“老馬識途”……這些歷史故事則讓馬超越物種界限，成為象征忠誠、勇敢、智慧的文化符號。

通常認為，馬，沉靜、高貴、堅毅、忠誠，具備了人類推崇、向往的很多優秀品質。在中西方文化中，馬都被稱為“人類的摯友”“大自然的饋贈”。它是人類文明進程中最親密的伙伴。征戰沙場上，它是浴血的戰友，與將士同生共死﹔顛簸道路上，它是堅忍的行者，馱負著希望與行囊﹔漫漫驛道上，它是忠誠的信使，維系著家國與遠方的牽挂﹔田園阡陌上，它是勤懇的伙伴，耕耘著土地與歲月﹔歷史長卷中，它是文明的見証，蹄聲所至，便是文化交融的印記。

在古代社會，人們的出行、生產都離不開馬。在人際往來、文明交流的進程中，馬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它是古代最核心的戰略資源與交通工具，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與經濟活力。由於馬的重要作用，以馬為創作主題的文物遺存數不勝數。例如，秦始皇陵陪葬的大型銅車馬，再現了秦王朝的威嚴氣度﹔西漢名將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石刻，盡顯大漢開拓疆域的豪邁氣魄﹔甘肅省武威東漢雷台墓出土的青銅器“銅奔馬”，也就是廣為人知的“馬踏飛燕”，更憑借超凡飄逸的藝術構思，成為中國旅游的標志。

而在中國歷史上，聲名最顯赫的戰馬題材文物當屬“昭陵六駿”。唐太宗李世民為紀念早年征戰四方時所騎的六匹戰馬，特命工藝家閻立德和畫家閻立本，以浮雕形式刻畫它們馳騁疆場的雄姿，列置於昭陵前：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颯露紫。這六駿不僅是戰功的象征，更是帝王與戰馬生死與共的情感見証。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馬，莫過於汗血寶馬。《史記》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歸來說“西域多善馬，馬汗血”。這種傳說中能日行千裡、流汗如血的神駒，引得漢武帝心向往之，以至要通過戰爭獲得良馬。由此可見，馬在古代，早已超越了牲畜的范疇，成為國家的重要財富，甚至是國運興衰的重要象征——馬強則國強，馬弱則國弱。

馬，同樣深深鐫刻在中西文明交融的歷史長河裡。白馬負經東來，拉開了佛教在中國千年傳承的序幕﹔張騫策馬出使西域，穿越戈壁與山川，帶回“絲綢之路”的新鮮氣息﹔茶馬古道上，一代代馬幫接力，在崇山峻嶺間走出了一條民間國際商貿通道。馬，以其一往無前的姿態，彰顯著泱泱大國的氣度，也鑄就了中國包容、開放、進取的文化品格。

正因為如此，馬被賦予很多美好寓意。它是勇武與忠誠的代表，是陽剛與力量之化身。人們也樂於玩起關於馬的諧音梗，“馬上”有錢，“馬上”有車，“馬上”有房，“馬上”有對象……人們用最直白、最接地氣的方式，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許。這不僅是語言的趣味，更是一種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有趣的是，除了使用文字表達祝福，人們還巧用繪畫創造“馬上體”，例如，年畫中把馬、猴子、蜜蜂巧妙排列組合，利用諧音，用以表現“馬上封侯”的吉語，寓意官運亨通﹔在馬的上方，畫上元寶，象征馬上發財，等等。馬因而又逐漸成為成功、富貴、好運的代名詞，成為新春佳節最受歡迎的吉祥符號。而在現代語境中，馬還被賦予了更多貼合當下、更年輕化、更具時代感的美好寓意，增加了溫柔、治愈、陪伴、突破等新內涵。

如今，馬早已不再是我們日常出行和生產的主要工具，汽車、高鐵、飛機取代了它的位置。但是馬被賦予的美好寓意、馬所承載的文化精神卻從未過時。 （作者：梁洪琦，系遼寧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