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翻譯的《喬布斯傳》《我看見的世界》《納瓦爾寶典》等圖書受到讀者歡迎。它們被選擇和閱讀，背后指向的，正是當下讀者的精神需求。

　　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人們被技術浪潮不斷推著向前，渴望理解世界運行的邏輯，尋找自身安放的位置。無論是對科技發展的思考，對個人成長的探尋，還是對復雜現實的系統性認知，這些都需要在閱讀中獲得回應。而翻譯，正是讓這些思想跨越語言和文化、與更多讀者相遇的重要路徑。

　　在自傳《我看見的世界》開篇，人工智能領軍人物、華裔科學家李飛飛講述自己從一家酒店出發，參加一場攸關事業前景的活動。酒店大堂朴實無華，秩序井然，讓人得以從容啟程。我常想，其實每一部作品，都像一座精心建造的酒店。讀者進入其中，短暫停下腳步，獲得知識、思想與情感的滋養，整裝再出發。

　　也正因此，我更願意把翻譯視作一種“文字筑境”的過程。在這場筑境之旅中，譯者首先需要反復校准兩重關系：一端連著作者，理解其思想來路、表達目的與文字底色﹔另一端通向讀者，體察他們的閱讀期待與理解習慣。譯者並非簡單的語言轉換者，而是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搭建一座真正可通行的橋梁，這橋梁甚至成為風景的一部分。

　　著手翻譯《我看見的世界》時，我不斷追問自己：如果李飛飛用中文母語書寫這本自傳，她會如何講述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又會怎樣回望自己的成長道路？我想，她的語言應當清晰克制，敘事深入淺出，既有科學家的理性，也不乏人文溫度。這種基於作者背景與思想特質形成的整體判斷，加上譯者在長期閱讀與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語言品味，構成了中文版譯文的風格目標。

　　類似的判斷，也貫穿於我翻譯過的其他作品。《納瓦爾寶典》《財富方程式》閱讀人次超百萬，正在於這兩本書回應了大家對“創造財富、獲得幸福”的現實關切﹔《喬布斯傳》經久不衰，因為作者艾薩克森以極具張力的人物形象，呈現了創新精神與人格力量﹔而達利歐的《債務危機》、蘇世民的《我的經驗與教訓》，則為讀者理解復雜的經濟與市場提供了結構化的思維工具。這些作品類型各異，但都有著共同的特點：不僅有信息，還有被驗証過的經驗、可供思考的框架，最終提供了在變化的時代中安頓自我的認知坐標。因此，翻譯的意義不只是“把書譯出來”，而是要確保這些思想在進入中文語境時，既不失其鋒芒，也能被真正理解。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語言的轉化正變得前所未有的高效。當機器已經可以完成大規模、多語種的即時翻譯時，人們不禁發問：在智能時代，翻譯中究竟還有什麼是不可替代的？

　　在我看來，是判斷與熱愛。智能工具無疑強大，它不知疲倦，沒有情緒，是出色的“選項提供者”。但最終的抉擇，仍然必須由人來完成。這抉擇的背后，是人類特有的情感與超越。人類會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靈感迸發而欣喜若狂，會為一個詞的選擇反復斟酌，會在完成任務之后仍不斷通讀修改，為那些幾乎無人察覺的細節付出心血。這種在局限中依然選擇直面不足、承受痛苦、不斷逼近極限的意志，顯得尤為珍貴。

　　技術可以改變工具，卻無法替代判斷。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翻譯不僅是一項專業工作，更是一種文化責任。它讓不同文明的思想在同一時代彼此照見，讓世界的經驗在另一種語言中獲得新的生命。

　　當讀者走進一部譯作，感到閱讀自然流暢、思想觸手可及，仿佛一切本該如此，那正是“文字之境”得以成立的時刻。而對譯者而言，最好的作品，永遠是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