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舞台藝術中，如何表現教育家的精神世界，特別是如何將抽象的學術思考、深沉的文化責任轉化為具象且動人的戲劇沖突，是一個難題。中央音樂學院創排，以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黃會林為原型的原創歌劇《青春長與君》，講述了主人公薈琳從抗美援朝戰場的戰士，到戰后義無反顧投身教育，又在夏衍指引下兼顧影視創作，面對中西文化沖擊堅守教育初心、培育人才，最終向世界講述文化中國、詮釋“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信念的人生故事。該劇由歌唱家孫媛媛領銜、陳建忠編劇、李旭昊作曲、王慧執導，創作者突破傳統英模傳記劇的線性敘事，以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教育家的生命歷程為經，以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變遷為緯，編織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在舞台上展現了當代中國教育家的風採。

在敘事策略上，該劇構建了“三時空”交織的復調結構：1950年朝鮮戰場、20世紀80年代北國劇社、2012年國際講壇，三個時空在旋轉舞台上交錯疊映。解決了長篇幅傳記的時空壓縮問題，薈琳老年的睿智回望、青年的熱血戰斗、中年的學術探尋，互為鏡像、注腳。序幕與尾聲均設置在美國南加州的演講現場，形成一種“回環往復”的結構美感，暗示主人公一生的奮斗，無論是戰場上的厮殺，還是講台上的耕耘，其終極指向都是為了讓世界“看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劇中對“北國劇社”排演莎士比亞劇作場景的再現，是全劇最具神採的片段之一。學生們以窗帘為幕布、以拖布染色為頭套，在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卻在精神領域構建起了一座巍峨的藝術殿堂。這一還原歷史真實的場景，訴說著真正的藝術精神不因物質貧瘠而枯萎，反而在困境中綻放出絢爛的光芒。

第三幕薈琳與丈夫紹斌、恩師夏衍先生的對手戲，堪稱全劇“戲眼”。劇作敏銳地捕捉到了兩代劇作家在面對時代巨變時的那份責任感和紅色血脈的傳遞。從夏衍對紹斌、薈琳電影劇本《梅嶺星火》的悉心批改，到薈琳在改革開放初期面對西方話語強勢沖擊時的那一抹“知識的焦慮”與“文化的突圍”，這條清晰文脈在歌劇中被賦予了情感的溫度。

劇中關於“中國電影理論民族化”的戲劇處理，具有學理深度。面對20世紀90年代好萊塢大片的文化傾銷與學生對傳統美學的質疑，劇中人並沒有生硬說教，而是通過創辦“大學生電影節”、提出“第三極文化”理論來回應時代挑戰。這一設置巧妙將枯燥學術名詞轉化為人物命運的抉擇。觀眾看到的不再是書齋裡的理論推演，而是一代代學人為了爭取文化話語權所付出的心血與智慧。

歌劇是音樂的戲劇。作曲家李旭昊以“朴素的信仰”為創作理念，為整部歌劇奠定了真摯深沉且不失激昂的基調。在音樂語言的構建上，摒棄了概念化的宏大鋪陳與炫技式的詠嘆調堆砌，轉而向人物內心深處開掘，追求一種“質朴中的崇高”，在交響性與民族性之間找到了平衡點。同時將《我的祖國》這一經典旋律作為核心動機隱現於故事的推進，在抗美援朝戰場的場景中，當那熟悉的旋律在冰天雪地中響起，不僅勾連起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更將年輕薈琳的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縫合”在一起。

同時，音樂對人物性格的刻畫亦入木三分。對於主人公薈琳，音樂賦予了她兼具“嚴師”之威嚴與“慈母”之溫情的雙重色彩﹔對於其丈夫紹斌，音樂多用寬厚、深沉的旋律線條，勾勒出一位“如太行石般憨厚”的革命伴侶形象。特別是在表現兩人情感的段落，音樂沒有流於俗套的兒女情長，而是通過深情的二重唱，展現了“戰友”與“愛人”雙重身份下的靈魂共鳴——這種基於共同信仰的愛情，在音樂的烘托下顯得尤為蕩氣回腸。

該劇成功塑造了一位新時代“大先生”形象，並以此回應了關於“教育家精神”的時代命題。劇中的薈琳，從朝鮮戰場上的女戰士，到北師大校園裡的嚴師，再到致力於文明互鑒的學者，她的身份在變，但貫穿其一生的精神底色——“戰士”，從未改變。這種“戰士”精神，不僅體現為戰場上的英勇無畏，更體現為在學術領域開疆拓土時的敢為人先，在教育崗位上立德樹人時的堅守不渝。

劇作沒有回避教育家的困頓與掙扎，也沒有將其神聖化，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細節，如為學生排戲送飯、教學中夫妻間的戰友式支撐、對年青一代的包容與引導，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人”。這種“平視”的視角，反而讓“大先生”的形象更加巍峨。她的“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道德情操，以及“胸懷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正是教育家精神的生動寫照。

在當下，我們探討教育家精神，不僅需要理論闡釋和案例積累，更需要藝術的呈現。這部歌劇以其獨特的審美建構，讓我們看到了教育家精神不僅是一個概念，更是一種昂揚的生命狀態，一種自信的文化姿態。當舞台的大幕落下，“青春長與君”的旋律依然回蕩，它提醒著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教育家的青春與熱血，始終與國家、與民族、與真理同在。 （作者：羅軍，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