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講述改革開放那段歷史，是擺在創作者面前的一道難題。過於宏觀，容易流於政策圖解﹔過於個人化，又難以承載時代分量。更棘手的是，“白手起家”“敢為人先”等敘事母題被反復書寫，如何避免套路化的英雄傳奇與符號化的人物塑造，成為這一類型亟須突破的瓶頸。改編自朱曉軍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的電視劇《小城大事》以中國首個“鎮改市”浙江龍港的農民造城為原型，將敘事視角聚焦於20世紀80年代初平川縣月海鎮的建設歷程上，用群像結構替代英雄敘事，用生活質感消解戲劇奇觀，用充分尊重歷史原型的創作態度，將一段歷史故事轉化為扎實又動人的影像敘事。

改革開放初期，龍港隻有5個散落的小漁村，6000多口人。在建鎮后，龍港人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大力度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有償使用等改革舉措，農民可以自帶口糧進城，自建住房落戶。當年鎮和農村之間隔著一條鰲江。朱曉軍至今仍記得龍港農民的話：“最好的魚、蝦、蔬菜要送到江那邊去，最漂亮的姑娘要嫁過去，江的那邊就是天堂。”正是這種“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天堂”的朴素願望，使龍港僅用十年時間就成了全國明星鎮，建起“中國第一座農民城”，也構成了電視劇推動敘事的強大情感動力。

《小城大事》最大的突破在於徹底打破了以單個英雄推動歷史故事講述的傳統模式。劇中五位主導造城的基層干部“就像一隻手上的五個手指，各有長短，各有分工”：李秋萍擅長規劃與前瞻，鄭德誠敢闖敢試能落實，解春來靈活變通做“大管家”，林冬福踏實肯干是“工程迷”，譚光明嚴謹細致如同“守門員”。這種差異化人物設定避免了角色同質化，呈現出一種接近歷史真實的復雜性。觀眾從中感受到，改革的推進是靠一群性格迥異、能力互補的人在奮斗中磨合，在分歧中共進，最終達成的動態平衡。

創作者對群像的塑造還延伸到更廣泛的普通人群體。理發師王麗麗從手藝人成長為設計師，她的創意讓“月海印刷”聲名遠播﹔“餛飩西施”孫小燕通過努力開起歌舞廳，卻與男友發生分歧，為堅持夢想選擇分手﹔開印刷廠的高雪梅談生意受挫后，仍能笑出聲來，與丈夫攜手回家吃飯。還有村民寧可借錢也要進城，希望三個兒子能扎根城市，順利找到媳婦。這些立體多樣的人物共同構建起月海城的人間煙火。他們的喜怒哀樂、成敗得失，是每一個人身上都可能發生的故事，因而能觸動觀眾心中最柔軟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小城大事》並未將建城過程處理為一條直線式的成功敘事。資金鏈斷裂、企業撤資、台風災害、干部被查，劇中的質疑、反復與挫折不斷。這種敘事策略既增強了戲劇張力，也還原了改革進程的真實樣態。“猴子”（月海當地對“萬元戶”的稱呼）們因信任危機而觀望不前，鄭德誠和李秋萍選擇財務公開、制度透明﹔台風來臨威脅擴地工程，全鎮人民3天完成本需7天才能干完的任務。這些情節真實地呈現了“信任如何建立”“共識如何達成”的艱難過程。“螺旋上升”的敘事結構，體現出創作者對歷史真實性的尊重。

《小城大事》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創作選擇是將艱苦的奮斗歷程包裹在輕喜劇的外殼中。高雪梅與解春來拌嘴，解春來調侃道“祝你騎車掉鏈、燒水粘鍋”﹔李秋萍與鄭德誠斗嘴，說他是“little man”，鄭德誠百思不得其解，問了兒子才知道是嘲諷他。這些充滿生活氣息的橋段，讓觀眾在歡笑中見証一座城市的誕生。當觀眾笑著看完鄭德誠動員“猴子”集資、李秋萍堅持修寬馬路這些情節后，會突然意識到，這些看似荒誕的堅持，恰恰是那個時代最可貴的品質——樂觀積極、敢想敢干，即使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依然敢於相信未來，敢於為看不見的“天堂”付出全部。林冬福因公殉職的情節，將戲劇性推向極致。一個踏實肯干、在感情中略顯迂腐的普通干部，將生命獻給了他為之奮斗的城市。這種“笑中帶淚、暖中有力”的敘事使作品在情感濃度上遠超一般年代劇，也讓“人民城市人民建”的主題擁有了更具穿透力的表達。

在“造城”故事的表層之下，《小城大事》還通過敘事呈現出浙江經濟發展的深層文化特征。劇中人物對市場機遇的敏感把握、對契約精神的重視以及對合作共贏的認同，與浙商文化形成內在呼應。但與《溫州一家人》《雞毛飛上天》等聚焦個體創業的作品不同，《小城大事》更關注“城”這一公共空間的生成過程，探討“如何致富”，更思考“如何共建”。無數個體的利益訴求匯聚成集體行動，轉化為基礎設施，一種超越個人奮斗的共同體意識隨之誕生。這種從“商行天下”到“共建家園”的精神轉向，或許正是龍港經驗最值得記錄的價值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小城大事》講述的不僅是一座城的故事，更是整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基層社會的縮影。 （作者：董敬畏，系浙江省委黨校哲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