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玉衣（雲南省博物館藏） 。 聶然 攝

河泊所出土滇國相印封泥。 本報通訊員 蔣志龍 攝

東漢堂狼洗（雲南省博物館藏）。 聶然 攝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古代文獻中關於先秦兩漢時期的雲南引人遐想。文獻之外，從“元謀人”到滇王的“金縷玉衣”，近年來豐富的考古資料，又為我們了解先秦雲南、重新解讀文獻記載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更為復雜、多元且充滿活力的古代雲南。不同的人種、族群在雲南這片熱土交融演化，發展出復雜程度不同的政治社會結構，並在西漢時成為中央集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農業、冶煉、商貿和文化上積極開展與其他區域的互動。

生息繁衍 各族交融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証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從遠古到秦漢時期，雲南一直是人類起源和民族融合中一塊重要的區域。除了發現大量古猿化石，在元謀人之后還發現了早、中、晚期智人的化石及很多文化遺存。比起早年間爭論“本土連續演化”還是“非洲移民替代”，現在，不同人群間發生過基因交流，現代人都經歷過復雜的融合與演化過程已逐漸成為共識。即外來的人種不斷與本地人種融合，並形成新的、更加適應環境變遷的人群。在舊石器時代，能看到雲南與東南亞乃至歐洲的交流。在復雜的融合與演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雲南生活的現代人種。

雲南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成為我國古代民族遷徙融匯的走廊和交匯點。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由雲南西北部並行入境，橫斷山脈南北平行排列，在高山峽谷之間，是古代氐羌文化的族群順流南遷的通道，而滇東南則是珠江流域先民西進的百越文化交匯帶。滇南、滇西是沿紅河、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南下的古代濮越文化族群的遷徙路線。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發生的大范圍降溫事件，使得大批西北地區居民向南遷移。他們將粟作農業和麥作農業帶到了適宜這些作物生長的雲南。因此，雲南更像一個文化傳播的“十字路口”。元謀大墩子出土的尖底瓶、瓮棺葬及房址都與仰韶文化特征相近，晉寧石寨山也出土了具有羌文化特色的帶耳、帶流陶器。在石寨山，發現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錛、印紋陶器等具有越人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征的遺物。

根據考古學家最新的研究結果，稻作人群對橫斷山區藏彝走廊人群產生的基因影響並不明顯，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主要是粟黍人群南遷，融匯了稻作人群的種植技術。這種經濟模式和人群的互動形式至少持續了一千多年。據研究，中國西南地區新石器及青銅時代稻粟混合的生業模式，很可能是由黃河流域以粟黍種植為主的人群南下驅動促成的，種植水稻很可能是粟黍人群南遷過程中融匯了稻作人群種植技術並進行自然地區適應性改變的結果。

西南百部 漸通內地

遠古至秦漢時期的雲南，經歷了從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發展到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形態。考古材料表明，雲南舊石器時代的先民，居住方式是一群或一伙人居於一洞、一地，各居住地之間缺少聯系，僅有簡單的社會組織形態。進入新石器時代，聚落出現了明顯的形態、大小差別，說明形成了以血緣紐帶聯結的多個家庭組成的聚落，這也代表各個部落的實力強弱。從墓葬的葬具和隨葬品數量上，也能看出氏族成員的社會地位雖然大體平等，但已出現貧富差距。

在玉溪、昆明、昭通等地青銅時代的遺存中，已能看到有普通聚落和重要聚落的區別。從墓葬中隨葬品的數量與質地，也能看出社會分化和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青銅時代晚期的滇西北，已出現了較為成熟的政治組織形式，並有祭祀的傳統和一定的禮樂制度。1964年，在祥雲大波那發現了青銅的禮樂器，還出土了一座巨大的戰國時代木槨銅棺墓，上面有精美的幾何花紋與動物花紋，棺內出土一具1.25米長的銅杖，似是權力的象征，說明墓主的社會地位較高，有較豐厚的財富。在雲南大地上，各個部落已逐漸發展成為有一定規模的政權組織形式。

部落力量的增長，勢必造成不同文化與政治力量的碰撞。戰國時期，秦國開始經營西南夷地區，統一中國后，秦始皇開五尺道，在雲南設置郡縣。可惜的是，秦代在雲南置郡縣的具體情況，還缺少文獻、實物的進一步佐証。

漢承秦制，繼續在五尺道的基礎上修筑從宜賓通往牂牁江的“南夷道”，又另外修筑經博南山渡過瀾滄江通往永昌的道路。進一步設置益州、朱提、永昌三郡，加強管轄。一方面讓各土著民族的君長治理其百姓，另一方面，也推行教育和法規，增強對雲南的控制力。雲南省博物館1956年發掘晉寧石寨山古墓群時，在第6號墓中發現了一枚黃金質地的“滇王之印”，証明司馬遷所敘滇國的情況並非虛言。20世紀50年代，在晉寧上蒜鎮發現了河泊所遺址，2014年開始進行系統性發掘，2021年、2022年出土了大量簡牘和封泥，其中帶字簡牘2000余片、封泥837枚。遺址不僅出土了“益州太守章”及下轄二十四縣中二十個縣級官吏的封泥，還出土了周邊越嶲、犍為、牂牁、永昌等郡太守、都尉、守丞的封泥，說明該區域當時有聯絡治下各縣、溝通周邊各郡的功能，是郡級行政中心。從已釋讀完成的簡牘也可辨認出包括滇池、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龍、律高、不韋、嶲唐、比蘇、建伶、來唯十二個益州郡的屬縣。

從民族互動交融的角度來看，戰國時期楚人已經完成華夏化的歷史過程。盡管對於庄蹻入滇的歷史事實目前還有爭議，但是考古材料証實，戰國時期的滇文化確實受到楚國一定的影響，有可能是楚人西遷帶來的文化因素。石寨山曾出土一種虎耳細腰青銅貯貝器，與楚國的同類器物較為相似。除此之外，石寨山古墓群中還出土了與楚國陶器形制接近的豆、熏爐等器具。在石寨山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西漢中期的漆器，包括漆奩、漆盒等。在江川李家山3號墓中，出土了刻有“河內工官”字樣的銅弩機。春秋、戰國和西漢時期雲南的墓葬中，都發現了青銅鐘、編鐘。漢代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喜好穿著“金縷玉衣”下葬，在晉寧的石寨山6號墓，也發現了由69片玉片和97片坯片制作而成的玉衣。

近年來，雲南發現的大量東漢時期的墓葬，效仿中原漢族的埋葬制度，多為磚室墓，隨葬器物也與內地一樣，以滇東北的昭通、魯甸及滇池周圍最為集中，反映了大批內地移民進入雲南的情況。漢代內地移民一般集中在郡的行政中心或交通要道、軍事重地，開墾耕作，他們的到來，進一步促進了各民族的交融。

農耕冶鑄 貿易日繁

雲南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先民們從採食野生果實、稻谷，到逐漸發展出以種植業與畜牧業為主的農業形態，並在兩漢時期引入鐵器和興修水利，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從各地遺跡和出土遺物來看，雲南新石器時代的居民主要屬同一經濟類型，即以石斧、石刀和竹木工具作為生產工具，依靠以旱地種植稻谷的原始農業生存。根據所在地區的條件，他們也兼營捕魚、撈螺、狩獵或採集。在洱海兩岸，尤其是點蒼山十九峰下人類居住的緩坡和台地上，發現了一些新石器時代的人工水道遺跡，這些人工水道除了供飲用水外，也用於灌溉，可以說是雲南最早的水利設施。

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由於物種和馴化技術的不斷傳入，雲南的糧食作物種植體系和動物飼養技術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植物種類也趨於我們所熟識的主要糧食作物種類。學山遺址浮選出的植物遺存很多是觀賞性或藥用的，體現出先民們利用植物資源的多樣性。通過對出土動物骨骼的進一步鑒定，新石器時代雲南地區確認飼養的有狗、豬，遺址中發現大量尚未成年或青壯時期被宰殺的豬的遺骸可以作為証據，可能馴養的有牛、羊、雞。在考古遺址中，除了農業生產，也仍能看到狩獵和採集的蹤影。

西漢中晚期，雲南開始出現鐵制農具的蹤跡，在滇池地區的墓葬中發現了銅銎鐵斧，江川則出土了銅柄的鐵鐮、鐵斧，到了東漢時期，雲南昭通、滇池地區已普遍使用鐵或銅鐵合制農具。1975年在呈貢東漢墓發現一具陶制水田模型，一端有一大方格，代表蓄水池，另外十二塊小方格為水田，之間有田埂隔斷，儲水池和水田之間有灌溉道連接，與《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文齊在益州郡“造起陂池，開通灌溉，墾田二千余頃”相互印証。在滇池周圍的考古遺跡中，墓葬裡經常出土成套的紡織工具，貯貝器上有紡織場面的塑像。在江川團山的小墓和昆明上馬村機修廠的考古遺存中，發現了與今天的細麻繩幾乎一樣的麻繩，說明紡麻技術已經發展起來。

遠古至秦漢時期，雲南一直是金屬原材料的重要產地，其原材料供應范圍一直到達陝西一帶。隨著先進技術的傳入，雲南的手工業也不斷發展，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青銅鑄造業，在滇國時達到鼎盛，是中華民族璀璨青銅文化史中的一朵奇葩。在龍陵、騰沖、昌寧、雲縣、瀾滄等地都曾發現青銅冶鑄遺址和地點，但在雲南各地發現最多的是青銅器的成品。古滇文化的青銅器種類繁多，達90種之多，造型各異，制作精美，古滇時，人們已經懂得使用模具鑄造青銅器，而且對青銅合金已有熟練運用和成功的經驗。其中出土於李家山墓葬中的牛虎銅案，就是杰出代表。個舊卡房黑螞井的漢墓裡，也出土了大量做工精細、造型美觀的青銅工藝品，包括銅俑燈、孔雀燈等。

雲南物產豐富，農業與手工業的進步帶動了貿易發展。至東漢時期，已出現以商品生產為主的青銅鑄造業，其中“朱提堂青銅器”聞名遐邇，遠銷貴州、四川、陝西等地。考古証據表明，河南殷墟、陝西城固等地曾從雲南獲取金屬礦料，楚國鑄造金幣所用黃金，亦有部分源自雲南。這一時期，雲南長期流通來自南海與印度洋的“環紋貨貝”，常置於貯貝器中作為明器。東漢以后，海貝數量顯著減少，五銖錢則大量出現，並在昭通、曲靖、昆明等地廣泛流通。西漢流行的貯貝器逐漸被源自四川、裝飾五銖錢的搖錢樹所取代。這一轉變表明，漢初內地錢幣可能僅作為珍品收藏，尚未成為通行貨幣。直至東漢，隨著中央對雲南控制加強、就地鑄錢推行，漢幣才開始廣泛流通，取得法定貨幣地位。貝幣與漢幣並行，既反映出中原王朝對雲南的深刻影響，也見証了當地對外貿易與商業的繁榮。而漢幣逐步取代貝幣，更標志著雲南日益深入地融入中原經濟體系。（聶然  作者系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