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秦刻石的發現與隨之引發的爭議，堪稱“現象級”的文化事件。參與討論者不僅包括考古學界、歷史學界、古文字學界、書法篆刻界的專業學者，更有大量網民參與，可謂一次罕見的社會文化“狂歡”，或可稱之為多年不見的“文化熱”現象。

在各個層面的討論中，一個問題逐漸浮現：如何理解尕日塘秦刻石與傳統“秦七刻石”之間的關系？通常我們所說的“秦七刻石”，是指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多次東巡郡縣時，為宣揚其統一功業、彰顯皇威、教化臣民而刻立的七塊石碑。其碑銘字體據說是李斯手筆，它們分別是：《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質疑者以秦七刻石文字之規整、典范為標准，反觀新見秦刻石文字的隨意和不規范，甚至有人直呼刻字“太難看了”，完全沒有秦刻文字的神韻。也有人以秦七刻石的磨滅程度，質疑新見秦刻石的保存狀況。

筆者近年來長居煙台，參加了膠東多地有關歷史文化的討論，對秦七刻石中的相關問題有所關注和思考，這算是得地利之便。圍繞尕日塘秦刻石的爭議，筆者也一直在追蹤觀察。本文即由此緣起，嘗試從比較視角探討相關問題。

新見秦刻石的學術價值定位

尕日塘秦刻石的銘文目前被確認為“卅七年”，這一時間節點意義重大。秦始皇三十七年，是這位千古一帝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他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的一年。

一年之前，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郡有隕石墜落，有人在隕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同年秋天發生了更為詭異的事件：“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到了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東巡途中，又遭遇兩次心理沖擊：“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

這四次心理沖擊，秦始皇都做了相應“處置”，極力避免對自身不利的后果，恰好說明他內心承受著強烈的心理壓力。我們尤其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先秦到秦代，當時社會存在東方蓬萊和西方昆侖兩個神話體系。在得知徐巿向東方求藥失敗后，秦始皇是否因此派遣五大夫翳率方技之士向昆侖方向“採藥”？從時間推算，這種因果關系是可能存在的，甚至可用“東方不亮西方亮”來理解秦始皇當時的心態。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大夫翳受命率方技之士“採藥”之行，在《史記》等古籍中未見任何記載。這意味著他們的行動在秦朝政治中樞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沒有產生任何影響。這一年發生的大事——秦始皇病故、二世即位及一系列朝廷變故，使得五大夫翳一行的蹤跡完全無足輕重，故而被歷史遺忘。他們的“昆侖採藥”之行在歷史上未見發揮作用，這是確定無疑的。

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再從刻石發起者的身份、內容、篇幅、影響等所有可資比較的方面，將尕日塘秦刻石與“秦七刻石”對比，確實無法望其項背。

國家文物局發布的鑒定意見中，對尕日塘秦刻石的學術價值有極為准確的定位，最關鍵的是：“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於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隻有在“唯一存於原址”這個意義上，它才顯示出超越“秦七刻石”的特殊價值。超出這個范圍之外的討論，應當慎之又慎。

就書法價值而言，尕日塘秦刻石既不夠“規格”，也不具備權威性。除秦七刻石外，考古所見的秦簡文字、傳世所見的多種度量衡器物刻銘，其價值都在尕日塘秦刻石之上。

如果有人根據尕日塘秦刻石的位置，試圖論証秦朝版圖已達今青海一帶，恐怕難以成立。我們應該認識到：五大夫翳受命率方士前往昆侖山“採藥”，其性質與徐巿入海求仙藥完全相同，都是前往“仙界”或“異域”為皇帝求取長生不死之藥，而非秦朝版圖之內的普通行政行為。假如真在秦版圖內取回仙藥，其神秘價值必然大打折扣。

此外，派遣使者赴遙遠之地採仙藥的行為，嚴格意義上不屬於國家治理行為，而只是服務於皇帝“長生不老”的個人欲望。如果當年的秦始皇及其臣僚把這視為國家政治，只能說是他們的認知局限。今天研究秦史的學者，應當具備區別國家政治與君主個人欲望的基本認知。

秦朝對齊魯文化的吸收

秦統一后，在秦始皇東巡過程中，東方之地出現了三個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泰山封禪以告成功、秦七刻石矗立於東方沿海以“頌秦德”和“齊地八神”得到始皇帝的高規格禮遇。這些顯示出秦朝統治體制中出現了尊重東方文化的傾向。秦朝除了繼續貫徹“關中本位”之外，在有意識地提升東方文化的地位，體現出某種平衡東西方文化的嘗試。關於泰山封禪的研究已經有很多，而對秦七刻石和秦始皇禮敬“齊地八神”的研究則有待深入。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秦朝尊重的是齊地更為古老的神祇體系和遠古民間信仰，而非孔孟學術思想。這一文化選擇的原因值得認真討論。它反映出秦朝統治者在文化整合方面的復雜策略：一方面焚書坑儒，打壓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高規格禮敬東方古老的神話信仰體系。這兩種內涵迥異的文化政策，實際上體現了秦始皇試圖在統一政治框架下尋求文化認同的努力。

秦七刻石分布於東方沿海地區，這些刻石的文字規整典雅，內容主要頌揚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功德，是秦朝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它們不僅具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更是研究秦朝政治文化的第一手資料。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秦七刻石的設立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義。它們矗立在東方六國的核心文化區域，向天下昭示秦朝統治的合法性和永久性。刻石上的文字雖然是歌功頌德之詞，但其規范的小篆字體本身就是文化統一的標志，體現了“書同文”政策的實施。

相比之下，尕日塘秦刻石雖然也是秦代遺物，但其文化意義主要在於記錄了秦朝派員向昆侖神秘之地“採藥”活動。它記錄的是一次服務於皇帝個人欲求的求藥之行，而非國家層面的政治文化活動。兩者的性質和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

學術反思與歷史啟示

著名歷史學者周振鶴教授曾撰文《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他認為齊國本來是有統一天下的可能性的。他在文中進一步分析秦文化和齊文化的不同，指出秦文化的邏輯是“根深蒂固的農本思想必然導致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而為了保証集權制度的正常運轉，又需要被統治者的效忠，為此又必須採取相應的文化政策”。齊文化的特點則是“集體的、大規模的手工業生產以及溝通生產與消費部門、周流天下的商業活動，卻需要開放，需要一定程度的地方與部門的分權，與之相應，思想文化也不容易保守”（周振鶴：《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二十一世紀》1995年4月號）。

這一學術視角對我們理解秦七刻石的文化意義具有重要啟發。秦七刻石之所以集中在東方齊魯文化區域，不僅是出於政治宣示的需要，更反映了秦朝統治者對東方先進文化的重視和吸收。秦始皇在東巡過程中，既要彰顯秦朝的統治權威，又要獲得東方文化的認同和支持，這種雙重需求促使他採取了復雜的文化策略。

從這個角度重新審視尕日塘秦刻石，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與秦七刻石的本質區別。后者是秦朝核心文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政治合法性建構和文化整合的雙重使命﹔前者則是一次邊緣性的、服務於皇帝個人欲望的活動留下的偶然記錄，其歷史價值主要在於填補了我們對秦朝有關昆侖神域活動的未知領域。

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確實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但我們必須對這一價值有理性的認識。作為“唯一存於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它在考古學和文物保護方面的意義不可低估。但若論及文化內涵、藝術價值和歷史影響，它與秦七刻石相比還有相當差距。

在引發廣泛關注的“文化熱”中，學術界更應保持冷靜和理性，既要充分肯定新發現的價值，也要避免過度解讀和拔高。通過將尕日塘秦刻石與秦七刻石進行系統比較，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秦朝的文化格局：一個以關中為本位、兼顧東方文化認同、同時向邊遠地區輻射影響的多元復雜體系。秦七刻石代表的是這一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和主流文化，而尕日塘秦刻石則展示了這一體系邊緣地帶的特殊活動。兩者共同構成了我們認識秦朝歷史文化的重要材料，都值得認真研究和妥善保護。

對於秦朝歷史的評價，學術界和社會各界一直存在不同觀點。自古及今對秦朝政治從總體上持批判態度的學者，代不乏人。漢代政論家賈誼的《過秦論》，所表達的理性精神與批判性思維，對后世影響巨大。譚嗣同有個論斷“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也有振聾發聵的社會效應。秦朝完成了“天下一統”，建立起影響深遠的統治體制和制度，這是歷史事實。如何評價這一歷史事實，則需要歷史的、辯証的、全面的視角。正如周振鶴教授所指出的，歷史選擇了秦文化，但這並不意味著秦文化是唯一的選擇。通過研究秦七刻石等歷史遺存，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選擇的歷史背景、文化邏輯及其深遠影響。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和討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秦朝歷史文化的契機。讓我們以更加開放、理性的態度，繼續深入研究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作者：孫家洲，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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