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末，一段由OpenAI視頻模型Sora-2生成的“國足世界杯奪冠”短片，憑借熱血沸騰的解說、以假亂真的捧杯場面成為全球社交網絡熱梗。這並非孤例，從科比“代言”冰紅茶，到“李白”坐著快艇在長江三峽吟詩作賦，再到一系列被稱為“外國山海經”、由鱷魚頭轟炸機或仙人掌大象構成的荒誕形象在青少年中流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介入青年亞文化的核心場域。它不再是輔助工具，而成為文化生產的新引擎，將網絡“梗文化”推向一個生產全民化、形態多樣化、影響廣泛化的新階段。

　　這一技術驅動的文化變革，其作用遠不止於制造了更多、更炫的笑料。它深刻地重構著青年文化的生產邏輯、傳播路徑，並引發了關於文化內涵、社會倫理乃至法律邊界的討論。我們有必要穿透這場技術狂歡的表象，審視AIGC重塑青年“梗文化”的底層邏輯，以及如何在這一進程中尋求創新與規范、自由與責任的平衡。

　　生產邏輯的重構：從“圈層創意”到“算法生成”

　　在青年文化圈中，“梗”被定義為“某些可以被反復引用或演繹的經典橋段、典故”。“梗”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文化內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文化氛圍和年輕人的態度。如今，網絡熱梗已成為網絡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傳統網絡“梗”文化的生產與傳播，遵循著一條相對清晰的“圈層孵化-人際破圈”路徑：往往誕生於某個亞文化圈子（如電競、體育、動漫、粉絲圈），基於群體內部共享的“暗號”和共同經驗，經由核心成員的創意加工而孵化。很多“梗”也帶有識別歸屬和劃分圈層的作用。一個“梗”能否“破圈”取決於內容本身的生命力、人際傳播的互動性與大眾傳播的增值性，這種傳播過程相對緩慢，且帶有鮮明的圈層身份烙印。

　　AIGC技術的普及徹底顛覆了這一模式，在造“梗”環節實現了三重“平權”，重構了生產邏輯：

　　創作主體的平權：在AIGC的包攬下，精准的提示詞取代了專業的剪輯、繪畫或編劇技能。無論是“李時珍大喊‘回答我’”還是“霍金決戰F1”，任何用戶都能在幾分鐘內將天馬行空的想象變為視覺現實。這使“梗”的生產從“圈層創意者”的特權，轉變為一種技術賦能的“全民參與”，極大釋放了創作者的基數。

　　創作風格的平權：AIGC工具強大的風格模仿與融合能力，消解了不同文化符號間的壁壘。它能將經典的國畫風格與炫酷的科幻場景嫁接，也能讓歷史人物操著地道的網絡用語“貼臉開大”，甚至基於數據和算法預測主動引導和加速“梗”的變異。這種“混搭”本身就成為新梗的源泉，但也帶來了經典被解構、文化記憶被拼貼的爭議。

　　創作成本的平權：AIGC將“梗”創意實現的時間與經濟成本降至極低。一個“梗”（如“回答我”體）一旦驗証流行，其創意模板便被平台所收藏、預設，大量的模仿與變體便能通過平台算法被瞬間生成和投放。這種批量生產使“梗文化”的迭代周期從“年”“月”縮短至“天”甚至“小時”，呈現出“爆炸式繁榮”與“快餐式消費”並存的特征。

　　傳播機制的異化：算法催生的“數據主義”迷因

　　AIGC不僅改變了生產端，更通過與平台推薦算法的深度耦合，重塑傳播鏈，催生出一種“數據主義”導向的文化模因（Meme）演化。

　　傳統的梗傳播依賴人際共鳴，而AIGC梗的傳播則由算法邏輯主導。平台算法天然偏好高互動率、高完播率、強情感沖擊的內容。如網絡上一度瘋傳的“珠峰裝電梯”謠言，依靠AI工具生成視頻后卷土重來。內容雖然荒唐，但因為AI視頻的極致真實感，完美契合了算法的推薦機制，傳播廣泛。

　　平台的流量偏好導致大量高度適配算法的“新梗”產生。“梗”的創作動機也從“表達自我”或“尋求圈層認同”，部分轉向了“迎合算法偏好以獲取流量”。其結果是“模因的快速演化與數據主義繁殖”。一個成功的AIGC梗模板，其演化路徑不再單純由人的創意驅動，而是由算法的流量反饋精准調控。哪種變體獲得更多點贊和轉發，算法就會助推更多類似內容，形成“數據反饋-規模化再生產-再次反饋”的循環。這解釋了為何像“外國山海經”這類由AI隨機拼接生物與物品的荒誕形象，能迅速衍生出龐大“家族”和復雜“戰力排名”，形成一套“看似有秩序的混亂”體系。似乎對應了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的觀察：人們會將不存在的事物進行分類和排序，語言的意義讓位於符號游戲帶來的情感快感。

　　然而，這種看似“高效”的傳播內嵌著深刻的悖論。表面上看，AIGC梗實現了“光速破圈”，但其“破圈”常止於形式的獵奇，犧牲了原本的文化內涵與圈層共鳴。更重要的是，算法基於用戶偏好進行的精准推送，可能在滿足個體趣味的同時，構筑起更堅固的“信息繭房”和“文化屏障”。青少年沉迷於算法推送的“AI山海經”世界，對其荒誕離奇的角色如數家珍，卻可能與真正的經典作品、傳統文化漸行漸遠。

　　價值與倫理的邊界：從虛擬狂歡到現實風險

　　當技術賦權將創意的自由推向極致，一系列新的社會文化風險也隨之浮現，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玩梗”的邊界。

　　一是文化消解與歷史虛無的風險。AI“魔改”讓“老祖宗”們對著現代人“貼臉開大”固然有趣，但過度娛樂化也可能剝離歷史的嚴肅性與復雜性，導致文化記憶的扁平化和歷史認知的淺薄化。當AI視頻中貝多芬被“藝考考官”質問“彈這麼難聽你聽不見嗎”，戲謔的背后是否也消解了藝術與苦難的庄重？

　　二是倫理失范與社會傷害的現實化。AIGC的高擬真能力，使得惡搞從語言層面延伸至視覺層面，並可能造成實質性危害。2025年年底在TikTok流行的“AI流浪漢進家門”惡作劇風潮，用戶利用生成圖像嚇唬家人並錄制其恐慌反應上傳，部分案例甚至導致警方出動。不僅浪費公共資源，更將社會弱勢群體工具化、污名化，缺少基本的人文關懷。

　　最后是法律與版權的新挑戰。AIGC生成內容在海內外已引發多起侵權糾紛。一方面，AI“學習”了大量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其生成物的版權歸屬模糊﹔另一方面，AI生成內容本身也面臨被侵權的困境。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年初武漢東湖高新區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明確裁定，用戶通過設置調整關鍵詞、參數、風格光影效果所生成並挑選的AI圖像，凝結了其“智力勞動成果”，受著作權法保護。這一判例為界定AIGC創作的法律屬性提供了重要參考，但大規模的確權與維權仍面臨巨大挑戰。

　　治理范式的協同：邁向“負責任的創造力”

　　面對AIGC重塑青年文化版圖的不可逆趨勢，簡單排斥或放任自流皆不可取。構建一個健康、有活力的青年文化新生態，需要技術、平台、法律與教育等多方協同，引導技術賦能“負責任的創造力”。

　　技術層面須強化“溯源”與“標識”。嚴格執行AI生成內容的強制標識規定，並探索嵌入不可去除的數字水印是建立信任的基礎。平台應開發更先進的算法，不僅用於推薦，更用於主動識別和過濾涉及虛假信息、侵權內容及違背公序良俗的AIGC梗。

　　平台必須壓實主體責任，增強AI識別。平台不能躲在“技術中立”的背后，而應主動將推薦算法的權重向優質、有益、富有創造力的內容傾斜。對於明顯有潛在不良影響的內容潮，應建立快速響應機制，打破“越看越推”的惡性循環。同時，強化“人+機”審核，增強對AIGC內容識別的能力，跟上AI生成工具的發展步伐。

　　法律與規范需與時俱進。應進一步完善針對AIGC的著作權、肖像權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各方權責。同時，對利用AIGC實施誹謗、詐騙、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必須依法嚴厲打擊，如廣州一男子為炫技用AI偽造“車展不雅視頻”被行政拘留。

　　最為核心的，在於提升青年群體的媒介素養與創新倫理，引導青年辯証看待AIGC：它既是強大的創意工具，也可能成為“腦腐”的誘因。鼓勵青年將AIGC技術能力用於積極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例如探索傳統文化、科學知識的全新表達，而非沉溺於制造空洞的感官刺激或傷害性的惡作劇。

　　AIGC驅動下的青年“梗文化”，既折射出技術賦能下文化創新的無限活力與平民智慧，也映照出娛樂至上可能潛藏的文化空心化、倫理模糊化與認知淺薄化風險。這場變革的核心，不僅是技術迭代，更是一場關於我們如何創造意義、分享情感、界定現實的社會實驗。

　　文化活力不在無節制的解構與同質化的復制之中，而在於基於尊重、關懷與深度的創造性建設。唯有當技術創新、人文精神與社會責任協同導航，這場由青年主導的文化浪潮，才能匯入人類文明博大深沉的海洋，讓技術真正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與文化的繁榮進步。（王怡霖 作者系中國計量大學科研處（人文社科處）副處長、藝術與傳播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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