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向社會發布六項前沿突破性成果，展示了我國科技考古領域的最新進展與澎湃動力。

　　動物考古：

　　創建全球領先的科技考古資源標准庫

　　想知道遠古的動物長什麼樣嗎？走進中華文明科技資源動物標本庫，那一排排櫃中的小盒裡，就珍藏著來自河北南庄頭遺址的中國最早家犬遺存、來自河南賈湖遺址的中國最早家豬遺存等珍貴藏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呂鵬介紹，歷經三代學者60多年的接續努力，這裡收藏了中國古代與現生動物標本和骨質文物10萬余件，在標本全面性、文化系統性、種群代表性上達到“國內領先，世界一流”水平。

　　這些珍貴的動物標本規模宏大、種類最齊全、種群最具代表性，將為多學科研究提供權威樣本，幫助人們挖掘出更多關於古代動物的故事，構建起支撐環境演變、動物演化、文明演進、遺傳譜系、資源流通、文化禮俗等多領域研究的實物証據鏈。

　　作為國家文物局首批試點建設的示范性標本庫，這裡憑借標准化建設與創新型管理為全國考古標本庫房的建設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樣本，有力引領行業基礎設施規范化發展進程。

　　實驗室考古：

　　用科技給文物做精細“手術”

　　在2018血渭一號墓的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創新工作模式，將文物保護修復、科技檢測工作與考古發掘同步進行，構建了一套從考古發掘現場到實驗室、從微觀到宏觀的應急保護、科技檢測與修復的工作流程。

　　在2018血渭一號墓的精細化實驗室考古工作中，多學科的通力協作給文物做了精細“手術”，清理並及時有效地保護、修復了脆弱質文物，成功復原出包括髹漆馬鎧甲、鎏金銅鎧甲、髹漆皮盾、具有民族特色的銅釜、唐代典型金銀平脫工藝的漆盤等在內的多套珍貴遺物。

　　“這些遺存信息就像攪在一起的一團線，我們團隊協同作戰，找到一個又一個的線頭，順著線頭，我們又找出了長線。有些線斷掉了，我們將其逐一連接。發現打結的線，我們就把結打開。”實驗室考古方艙研究實習員郭正臣如是描述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文物的保護與復原過程。就順著這一根根的“線”，他們找到並恢復出了歷史信息。比如，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髹漆馬鎧甲——甲片殘損嚴重、編綴關系復雜。“我們在遺存堆積中一層一層地提取，一片一片地梳理。”郭正臣介紹，團隊成員分析研究每一片甲片的特性，找到它的位置歸屬，將零散的甲片編綴成部件，終於修復駿馬身上華麗且高貴的鎧甲：黑色為底、飾以紅色紋樣的漆甲片連綴成鎧甲，覆蓋戰馬的頸、胸、腹等關鍵部位，盡顯“勁弓利刃不能甚傷”的防御能力，彰顯出當時軍事裝備的精良。

　　紡織考古：

　　實証中國是扎經染色技術的發源地

　　扎經染色是一種分布廣泛的古典染織工藝，在絲綢之路沿途出土了很多精美的扎經染色織物殘片。不過，關於它究竟起源於何處，學界一直說法不一。

　　紡織考古實驗室負責人、助理研究員劉大瑋介紹，實驗室通過“科學測年—物質分析—文獻互証”的研究范式，對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一件扎經染色織物殘片進行多角度分析，明確了其織成年代應不晚於公元750年，確認它是世界已知最早的經科學發掘的扎經染色織物實物，用實証數據糾正了國際學界“印度源頭論”的認識，確証了中國作為“扎經染色”這項世界范圍內標志性古典紡織技術發源地的歷史貢獻。

　　這項研究通過科技檢測與文獻研究等分析，發現這塊殘片使用的染色原料之一是川黃檗，進一步確定了該殘片便是唐代文獻所記載的“斑布”：其主要原料來源於中國西南地區，生產地則遍布東南和西南各地，產品或以土貢形式運送到唐都長安，后經朝廷頒賜，或經貿易通路等形式向周邊國家和地區輸送。

　　青海都蘭地處絲綢之路要道，在此發現的殘片正是唐代紡織商貿與文化傳播活動的見証。

　　農業考古：

　　用數據証實定居與農業生產的關系

　　“農，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農業是文明發展的根基，然而由於缺乏關鍵地區、關鍵遺址的年代學數據與同位素數據，有關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目前仍缺乏系統的總結。近期，考古學者對河北張家口四台與鄭家溝、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與興隆溝、遼寧建平縣馬鞍橋山等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遺址開展綜合研究，獲取了一批重要的碳十四測年與同位素數據。

　　碳十四年代學實驗室負責人、副研究員陳相龍介紹，新的測年數據顯示，大約10000年前，冀北山地的先民開始逐步走向定居生活，這種生活模式的轉變促進了早期農業的產生﹔大約7800至7500年前，西遼河區域的旱作農業經濟已然確定，為早期農業社會的誕生提供了支撐。隨著旱作農業經濟的發展及農業群體規模的擴大，紅山文化在約5800到5500年前率先邁入文明起源的古國文明時期。

　　這些新數據不但彌補了過去研究中有關旱作農業經濟和早期文明要素形成關系的部分空缺，証實了定居生活與農業生產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還為探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機制貢獻了重要的考古學依據。

　　木材考古：

　　發現中國最早的楊梅樹

　　“眾口但便甜似蜜，寧知奇處是微酸。”楊梅界一直有“中國楊梅看浙江”的說法，而余姚是浙江楊梅主產區之一。考古學者通過樹輪年代學、碳十四測年、木材解剖學和熱裂解/氣相色譜－質譜聯用（Py/GC-MS）等科技手段，確定浙江余姚施岙遺址出土的古樹遺存約為公元前2520年的良渚文化時期楊梅古樹。

　　木材考古實驗室負責人、研究員王樹芝介紹，該成果首次將古樹從“楊梅屬”鑒定到了“楊梅種”，是國內最早、最為明確的楊梅樹種，首次將楊梅的食用歷史追溯至數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實証楊梅悠久歷史與余姚“中華楊梅之鄉”的淵源。

　　這說明，浙江人民愛吃楊梅的基因可能是繼承自老祖宗——良渚先民。施岙遺址古楊梅遺存與古稻田構成水田生態景觀，顯示良渚文化時期寧紹平原先民存在多元生業經濟，也為解析良渚先民的食譜提供線索。

　　數字考古：

　　揭秘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利工程

　　距今五千多年的古代水利工程什麼樣？古人有哪些灌溉、防洪“妙招”？考古人員集成空間信息技術與田野考古成果，通過遺址三維重建與數據分析，聚焦長江中下游的重要史前聚落遺址，重建了良渚古城外圍及屈家嶺、石家河、城河等重要遺址的形成過程，揭示出史前先民修筑防洪與灌溉設施、調控水利資源、達成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人地關系模式。

　　數字考古實驗室負責人、研究員劉建國介紹，本研究繼良渚史前水利工程之后，厘清了比都江堰早近3000年的江漢平原治水普遍模式，發現多處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利工程，不僅展現出先民卓越的工程智慧，也為“大禹治水”這一傳說的形成提供考古實証。（李韻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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