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在中國文學的現代視野中，兒童文學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門類並取得命名，與中國新文學一樣，僅僅百年。自從在文學門類中取得相對獨立性之后，兒童文學區別於其他文學的特質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就成為文類探討的核心，一路伴隨兒童文學的發展。

　　兒童文學“文學”特殊性的基點，源自對特殊受眾——兒童的尊重。有觀點質疑文學領域中兒童文學獨立存在的必要性，常見的理由是：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必然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好的兒童文學作品必然是“老少皆宜”的。此話在理，強調了兒童文學首先應具有“文學”的品質。但如果因此而模糊兒童文學的邊界，則是有問題的。兒童文學的特質，就在於它是一個復合概念，兼具兒童性與文學性。如果僅提“老少皆宜”這樣的標准，內裡仍是一種“成人本位”的立場。在兒童的文學閱讀世界中，除了老少皆宜的作品，還有大量的、適應不同年齡層次兒童認知與審美發展的文學，兒童愛不釋手，但已引不起成人的閱讀興趣，最多只能引起對童年的一種回味。我們能否因此便判斷這些都不是好的兒童文學？顯然簡單粗暴了。少宜，老亦宜，而后老少皆宜﹔還是老宜，少亦宜，而后老少皆宜，這裡有一個主次先后問題。歸根結底，這仍是一個本位觀問題，是以兒童為本位，理解並尊重兒童精神生命成長的不同階段，還是慣性地以擁有社會話語權的成人為本位。兒童文學不是靠“正確”取勝兒童的，而首先要靠“兒童”獲得正確。束沛德先生在2004年就曾呼吁，兒童文學評獎應當充分傾聽小讀者的意見。“兒童喜歡不喜歡”雖然不是“判斷兒童文學優劣的唯一標准”，但卻是一個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尺度。

　　兒童文學有其特殊受眾，有分別針對幼年期、童年期、少年期三個心智成長階段不同的創作規律與藝術准則。兒童受眾的特殊性，是哲學、人類學、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不斷推動的現代認知，非但不容忽視，還應始終保持高度警醒與自覺。針對不同年齡層次兒童的兒童性追求，是兒童文學在文學性之外的一重“質的規定性”。

　　一

　　談這一問題，必須溯源。兒童文學取得相對獨立的文學稱謂與自覺，源自對“兒童”這一獨立人生階段的現代認知。在兒童未被“發現”前，兒童僅被看成“縮小的成人”，沒有獨立的精神世界。

　　世界范圍的“兒童的發現”源自17世紀啟蒙主義思潮，在科學啟蒙、思想啟蒙、教育啟蒙推動的人類普遍觀念啟蒙進程中，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在《世界圖解》中提出對當時世界而言的“嶄新”認識：兒童並不是縮小的成人，也不是成人的預備﹔為他們創造的讀物應該遵循一些區別於成人讀物的特殊規律。（韋葦：《世界兒童文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之后，英國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話》中，從“教育”層面指出發展兒童文學的重要性。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愛彌兒》中提出“要尊重兒童”，從“如何教育兒童成長”的問題出發，逐漸生長出“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觀，“兒童文學”由此發展。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同樣有著“發現兒童”的觀念土壤以及更廣泛關涉的社會文化土壤。周作人寫於1912年的《兒童問題之初解》一文，“可以看作是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的出發點”。（朱自強：《中外兒童文學比較論稿》，少年兒童出版社）

　　之后，中國兒童文學借助新文化運動，借助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走向自覺。1920年，周作人在孔德學校演講，使用“小學校裡的文學”描述兒童文學﹔1921年春夏之交，葉聖陶在《晨報》副刊上發表《趕緊創作適於兒童的文藝作品》《兒童的想象和情感》《多多為兒童創作》等文章﹔1921年11月，嚴既澄在《教育雜志演講號》上發表《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上之價值》，開宗明義對兒童文學的概念內涵作出說明：“兒童文學，就是專為兒童的文學。它所包含的是童謠、童話、故事、戲劇等類，能喚起兒童的興趣和想象的東西。”（王泉根：《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選》，廣西人民出版社）這種界定雖然還不盡完備,但作為兒童文學理論草創時期提出的概念，令時人耳目一新。五四運動前后，文學界對兒童文學的界定有了較為清晰和一致的認識，這表現在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一文中。郭沫若提出，兒童文學不是“干燥辛刻的教訓文字”，不是“平板淺薄的通俗文字”，不是“鬼畫桃符的妖怪文字”，而是“兒童本位的文字”。（《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本位的觀點，既強調了兒童文學服務於兒童，又強調了兒童對兒童文學的制約作用。一代學人對兒童文學的拓荒性倡導與建設，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發展，也確認了中國兒童文學兒童本位觀。由此，兒童從民間故事、神話傳說中無序擇取閱讀養料的狀況，變為由文人有意識地“為兒童”創作兒童文學。

　　二

　　另一個問題是，處於文學家園一隅的兒童文學，是否有所謂的文學之“界”？如果有，這是一個怎樣的“界”，怎樣將其與面向成人的文學區分開來？

　　從本質上講，兒童文學與非兒童文學，並不是一個用二元對立思維看待的問題，但兒童文學創作，有著“兒童讀者”期待視野的考量，也逐漸形成了一些自有的文學規范。鮮明的目標讀者定位與滋養精神生命成長的文學價值功能定位，是兒童文學區別於面向成人創作的文學的“文學之界”，形成兒童文學獨具的美學特質。歷代兒童文學學者都在努力對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作出描述與界定。21世紀以來，黃雲生將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概括為純真、稚拙、歡愉、變幻、朴素﹔王泉根用“以善為美”作出概括﹔朱自強概括為現代性、故事性、幻想性、成長性、趣味性、朴素性﹔方衛平以“輕逸”為關鍵詞論述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舒偉以“童心童趣”作為兒童文學區別於其他文學種類的顯著特質。學者們的理論闡發各具視角，也同時達成了形式層面和內容層面的共識。

　　首先，從技法層面，兒童文學創作自具一定的規約性，需符合該階段兒童認知與審美心理發展，利於該階段兒童閱讀接受，並能激發兒童的閱讀興趣與心靈體驗。這要求兒童文學作家把豐富的生活和深刻的真理通過具有“兒童性”的、淺顯生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用詞、修辭以及主題、思想等方面的規約性，帶來一定的創作難度。茅盾曾經感嘆：“兒童文學最難寫。試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兒童文學作家卻隻寥寥可數的幾個。”（陳伯吹：《談兒童文學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茅盾談道：“了解不同年齡的兒童、少年的心理活動的特點，卻是必要的﹔而所以要了解他們的特點，就為的是找出最適合於不同年齡兒童、少年的不同的表現方式。”“按照兒童、少年的智力發展的不同階段，該喂奶的時候就喂奶，該搭點細糧時就搭點細糧，而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開頭就硬塞高粱餅子。”（茅盾：《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黃山書社）

　　除卻技法層面——技法畢竟是多數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比較容易調整的一個層面，兒童文學在文學內驅性層面也具有規約性。世界上許多偉大的作家和詩人會在他的創作歷程中，尤其是在中后期，寫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內驅性的兒童文學創作選擇，不僅是因為作家們想為自己的童年留下一點痕跡，為下一代兒童留下一些有意義的文字，同時也是因為有某些思想和感情需要通過兒童文學的形式加以表現。成人世界的思想者，選擇了通過回歸童心燭照初心。這是兒童文學又一重獨特的美學特質。

　　童年，是成人世界、人類生命持續發展的源頭活水。我國古代老子唱頌赤子“含德之厚”“復歸於嬰兒”，正是“童心”對於人類的價值。“童心”構成一種認知現實世界的獨有方式。兒童文學常取萬物有靈的孩童視角，突破了幻想與現實的界限，回到人與萬物的原初狀態，反思被理性日漸驅離的生命神性。兒童文學常取有限制的兒童視角，構成創作難度的同時，也是別樣的文學表達通道，利於打破思維定式，傳達成人視角下種種“習以為常”中的“不同尋常”，利於以童心重新打量被忽視或被扭曲的現實，喚醒感知的敏感性，也利於營造寓庄於諧、真摯朴拙的兒童文學美學氛圍。不少作家在對生命萬象作出詩化理解與提純之后，選擇以兒童文學的方式展開創作，以童心寄寓詩心。誠如王堯評價張煒的兒童文學創作選擇，是將“童心”作為“方法”，以“童心”觀照自然，借“童心”彰顯道義。

　　三

　　有意味的是，我們在當下仍需再論兒童文學的特殊性。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端期那批積極開拓理論、探索創作的先驅，無不同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大家。然而進入當代以來，兒童文學的身影在各種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版本中消失了。它在略微取得了一丁點兒學科獨立性的同時，缺失了具有文學整體性視野的溝通與交互。

　　社會對兒童文學專業的認知比較有限。這與當下高速發展的兒童文學創作、閱讀現場形成巨大落差。兒童文學批評既存在“批評不足”問題，同時充斥大量“批評失當”問題。部分評論架空兒童文學基本理論，或仍糾結於一些最基礎、已界定的問題，或干脆被立場、目的、利益驅動，均可觸發眾聲喧嘩，對兒童文學創作觀與評價觀造成嚴重誤導。文學界內對兒童文學的認知也有待普及。一些作家朋友會表達此類觀點：我小時也沒看過什麼兒童文學啊，現在也不是“挺好”？“挺好”的言下之意，不僅僅是挺好，還成了作家。這種基於“沒有兒童文學歷史”的回首，如何能証明，如果“有”會不會“更好”？

　　這也暴露了我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局限性。多年來，兒童文學專業學術人才培養的數量極其有限，至今仍隸屬於中國現當代文學，不具備學科獨立性，且僅有極少數院校招收兒童文學方向的碩士、博士。蓬勃發展的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創作，需要兒童文學理論更好地發揮指導、引領作用。加強專業建設已成為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重大問題。（陳香  饒翔、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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