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市地處安徽省西北部，千裡淮河自河南桐柏山發源，進入安徽境內首個抵達之地便是阜陽。千百年來，大河奔流不息，滋養著廣袤沃野，此地文明傳承不絕，演繹出精彩紛呈的歷史篇章。

　　阜陽市博物館肇建於1958年，是國內較早設立的地市級博物館，現館藏文物達13萬余件，其中有國家一級文物64件。館內通史展“阜穎之昌——阜陽歷史文化陳列”包括8個單元，生動展示阜陽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風貌。2024年，阜陽市博物館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

　　溯源青銅文明

　　距今約7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阜陽地區已出現人類活動蹤跡。位於阜陽市臨泉縣楊橋鎮的王新庄遺址，為迄今在阜陽地區發現的年代最久遠的文化遺址，在此出土了石錛、石斧、骨鏃、鹿角靴形器等生產與生活用具。此外，阜陽還發掘出數十處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遺址，表明該地區是早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

　　商周時期，中原王朝在今阜陽市阜南縣台家寺一帶設立了用以掌控淮河中下游流域的大型中心部落。大量青銅器及鑄銅陶范的出土，証實了阜陽曾是商代淮河流域的青銅文明核心區域。1957年，阜南縣朱寨鎮漁民在河中捕魚時，意外打撈起7件商代青銅器，包括龍虎紋銅尊、獸面紋銅尊以及觚、爵、斝等。一排展櫃裡集中陳列著這7件青銅器（復制品），吸引眾多參觀者駐足觀賞。

　　龍虎紋銅尊是這批青銅器中的精品，其原件珍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此尊高50.5厘米，重26千克，口部開闊、頸部纖細、腹部鼓起、圈足較高，其造型奇異、紋飾華美，令人嘆為觀止。銅尊主體由3個立體龍頭和3條凸起扉棱間隔為三等分。肩部裝飾有3條蜿蜒於雲間的龍，圓雕龍頭探出肩外，每條龍身后還跟隨著一條小龍。腹部的立體紋飾為3隻雙身老虎，張牙舞爪，口中銜著一個裸體紋身、雙手上舉、下肢蹲坐之人，虎身四周及圈足滿布饕餮紋。專家推斷“虎口銜人”圖案或與古代祭祀活動存在關聯。

　　商代中晚期，阜陽地區分布著“酉”“歸”“胡”“月已”等方國族群。“酉”字爵、“月已”爵等青銅酒器的出土，反映出商代阜陽地區繁榮的酒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阜陽地區成為諸侯爭霸的戰略要地，最終被納入楚國版圖。鉅陽（今阜陽境內）曾一度作為楚國都城，是楚國遷都壽春（今安徽省壽縣）之前的政治與文化中心。阜陽出土的戰國蟠虺紋銅鉦、虎鈕銅錞於、“大梁七年”銘銅戈等軍樂器和兵器，是當時戰火紛飛的寫照。虎鈕銅錞於為館藏一級文物，是一種可供懸挂敲擊的樂器，常與鉦、鼓搭配使用。

　　戰國“郢大府”銘銅量是先秦計量制度的實物例証，入選2025年安徽博物館“百大鎮館之寶”。這件圓筒形銅量1976年發現於安徽省鳳台縣，為楚國“郢大府”的標准量器，容量約為1110毫升。器身中部設有一環形鋬，鋬左側陰刻銘文“郢大府之敦”。

　　品鑒漢代珍寶

　　秦代在阜陽地區設置汝陰縣。漢初，開國大將夏侯嬰受封於此，其子孫沿襲“汝陰侯”爵位，前后歷經四代，存續86年。阜陽市博物館有四大“鎮館之寶”，漢代文物佔了其中之三，由此可見漢代阜陽經濟文化的繁榮。

　　西漢二十八宿圓盤是由木制漆盤與星宿刻盤組合而成的古代天文測量器具，1977年出土於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夫婦合葬墓。上盤直徑23.6厘米、邊厚0.4厘米，下盤直徑25.6厘米、邊厚0.5厘米。上盤面刻有6個圓點，與盤心孔共同構成北斗七星圖案﹔盤面上通過圓心劃有十字線，邊緣密集排列著一圈小圓孔，總計365個。下盤刻有二十八星宿名稱及其距度，星宿名稱與上盤小圓孔相互對應。圓盤與支盤架組合而成“圓儀”，是國內迄今所知最早的赤道式天體測量儀器，比西方天文學家16世紀才廣泛使用的赤道式儀器早了約1700年，其測量的天體角度與現代儀器測量結果相差甚微，充分彰顯了中國古代天文科技的先進水平。

　　同為“鎮館之寶”的阜陽漢簡，為阜陽汝陰侯墓出土簡牘之統稱，總計9000余片。“竹簡出土於槨室東邊廂漆笥內，因墓葬早期遭盜掘，槨板塌毀，竹簡被擠壓成塊狀，雖經考古工作者悉心揭剝分離，但均已殘斷。”阜陽市博物館講解員孫榮榮介紹道。

　　阜陽漢簡目前已整理出《詩經》《周易》《蒼頡篇》《萬物》《刑德》《日書》《春秋事語》《儒家者言》等20余種，皆為漢代以前文獻的早期寫本，存世數量極少。其中，《詩經》《周易》《蒼頡篇》等13種簡牘入選《國家珍貴古籍保護名錄》。阜陽漢簡的發現，為研究秦漢時期文字演變與學術傳播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西漢鎏金銅座玉杯出土於安徽省渦陽縣嵇山崖墓，由羊脂玉杯身與鎏金銅杯座組合而成。杯身呈直筒形，平口、直腹，輕薄透亮，器壁打磨光滑，下端卡入銅座。杯座上部為盞形，足部束腰，圈足呈喇叭形，內壁鎏金，外壁及底內描金，繪有應龍紋、雲紋、柿蒂紋等華美紋飾。整器融合漢代制玉、鎏金及描金技法，體現了高超的工藝水平與優雅的審美品位。

　　此外，漢代銅鎏金嵌寶石熊形器足、玉舞人佩、銅辟邪、彩繪高台灰陶倉樓、綠釉陶狗等文物，從多個角度反映了漢代阜陽地區的社會生活風貌。

　　領略颍州風流

　　“大千起滅一塵裡，未覺杭颍誰雌雄。”在北宋文學家蘇軾看來，颍州西湖是可與杭州西湖媲美的名勝。北宋時期，阜陽先后稱作颍州、順昌，經濟文化極為昌盛，晏殊、歐陽修、蘇軾等文豪曾在此任職並著詩，吸引文人墨客紛至沓來。

　　展廳中以沙盤呈現了古颍州西湖的秀美風光，沙盤上可見西湖書院、六一堂、蘇堤等古建筑。歐陽修晚年致仕后歸居颍州西湖之畔，自號“六一居士”，其意為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壺，一位老翁居於其間。

　　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赴杭州任職的蘇軾途經陳州其弟蘇轍處，兄弟二人相見甚歡，隨后專程前往颍州拜謁歐陽修。展廳中再現了三人在六一堂相聚的場景，歐陽修端坐於正中，蘇軾、蘇轍並立於兩側，三人談詩論文，其樂融融。

　　展櫃裡陳列著幾枚宋代金牌飾（香囊），均呈橢圓形。其中一枚正面鏨刻花卉圖案，中部開光處有一主佛坐於蓮花座上，褒衣博帶，閉目低垂。蓮花座下有一片碩大的荷葉承托，二侍者雙手合十，立於蓮蓬上，邊緣為纏枝花卉紋。這些金牌飾展現了極高的藝術水准，折射出宋人之風雅。

　　明清時期，阜陽為四方交通樞紐、兵家必爭之地。博物館以實景還原的方式讓觀眾領略颍州古城的風貌：巍峨的城牆上鐫刻著“颍川重鎮”4個大字，鐘鼓樓建於其上，穿過城門，可見得月樓戲院、小有天酒樓、聚星書院等，商賈雲集，市井繁華。

　　“博物館的使命不僅是收藏和展陳，更要讓文物走進大眾生活。我們通過精心的布展、豐富的社教活動和多元的傳播方式，讓大家深入感受阜陽璀璨的歷史文化。”阜陽市博物館館長劉建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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