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文物豐富了史學研究的素材庫，是深入研究的利器。自光明日報開展“昆侖石刻”學術爭鳴以來，“秦刻石”與其他文獻的參照互証，備受學者重視。目前，秦朝制度史研究的諸多細節空白得以填補，相關研究不斷深入。

“近年來對出土簡牘的研究已可見秦代制度的完備性、靈活性與優越性，‘秦刻石’更直觀體現了秦朝中央集權制度強大的治理能力和影響力。”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王博凱認為，刻石銘文以秦篆刻於羌人聚居地，作為書同文的制度成果，秦篆藉此傳播至秦統治區外，表明秦朝文化統一政策的輻射力已超越政治管轄的地理邊界。此外，結合其他文獻記載可知，尋訪仙藥是全國性活動，“秦刻石”所代表的西行採藥路線，路程遙遠、深入外域，離不開中央集權制度強大的資源調度和組織能力，成為探究秦制在資源調動上的系統性與靈活性的有力參考。

“不同於海洋方向由方士主導的採藥活動，‘秦刻石’所記採藥活動由軍功爵制下的五大夫領隊。這體現了秦始皇晚年尋藥的急迫性和對方士的不信任，更說明他對西部地理交通艱險的充分認識。”江蘇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丁佳偉介紹，“五大夫爵在秦的軍功爵制體系中居於高位，以五大夫領兵出征在秦的兼並統一戰爭中多次出現。反映了此次採藥活動的制度保障和軍事開拓色彩。”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趙智涌結合相關研究認為，五大夫翳刻石記錄採藥行程與地點，可能是為應對規定時間內抵達目的地、完成採藥任務的要求，作為減免罪責或考核履職的實物憑証，可與文獻中的有關記載相參照，為秦代嚴格的監管及問責制度提供佐証。 （本報記者 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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