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素材到題旨，再到結構，再到表達，戲劇創作的過程看似簡單，付諸實踐時，卻一戲一格、變化萬千。

戲曲創作中常見“命題作文”模式，院團命題方式各異，或聚焦具體人物，或圍繞特定事件。但其實，所有命題本質上都是“人”的命題，最終都落腳於“人”的塑造。歷史和事件是人們“選擇”的集合，“選擇”背后的情感起伏、悲歡離合，正是戲劇創作的核心內核。那些被書寫、被演繹的生命，定然拼盡全力活過——大笑過、流淚過、等待過、孤獨過……從創作邏輯而言，不存在無法入戲的命題，隻存在尚未被深入挖掘的人物﹔唯有抓住人物的精神內核，才能讓命題落地為有溫度、有力量的戲劇作品。

其中，素材可謂戲劇創作的基礎，對於不同的選題，素材有時浩如煙海，有時又寥寥無幾。但其實，素材價值的高低不在於體量的多寡，而在於能否為人物塑造提供獨特的切入點，即能否從中發掘“題旨”。優質的創作素材需要兼具思想性、文史性與審美性，且能落地為可感的戲劇表現樣態。這需要創作者保持細膩的情感感知力與敏銳的好奇心，反復研讀原始素材，於細微處尋覓突破口。

創作昆劇《顧炎武》時，我也曾因為海量學術資料陷入困頓，直至注意到顧炎武的畫像始終隻展正面，從未露出側面、背影，亦不顯露額頭。這般特殊處理，隻為遮蔽他腦后的辮子。據說顧炎武本人並不避諱剃發之事，還曾作詩記之。這一細節並非無關緊要的史實，而是人物精神境界的外化。這一細節讓我提煉出全劇題旨，劇中借康熙之口道出：“先生志節，不在進退﹔先生襟懷，豈止明清！”顧炎武並非抱殘守缺的“遺民”，而是將微渺個體投身時代洪流的大學問家，劇中，顧炎武懷揣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人物形象由此突破了時代局限。

昆劇《瞿秋白》的創作同樣受細節的啟發。史載瞿秋白入獄百日，共刻就六十余枚印章，一把刻刀陪瞿秋白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從這一細節中，我捕捉到了瞿秋白“外柔內剛、浪漫堅忍”的風骨，而這正與昆曲的審美特性高度契合。而小報記者記述的“赴刑場途中為瞎眼乞丐駐足”的細節，更成為劇中人物精神的點睛之筆。“為了世上再無這等可憐人，我輩百死何懼、百死何憾”的念白，正是基於這一細節的藝術轉化，其震撼力遠勝虛構情節，因為它扎根於人物真實的悲憫情懷。

揚劇《鄭板橋》則通過三重素材維度的整合確立人物獨特性：正史中“布衣—中舉—為官—還鄉”的士子人生﹔民間敘事中強調的詼諧幽默的“箭垛式人物”及通用型故事﹔鄭板橋存世詩文、書法、繪畫所展現的真實人格。唯有綜合三者，方能活現“揚州八怪”之首、兼具多層面文化價值的板橋先生。其中，板橋自述令我豁然開朗：世間四美，是“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所謂：“蘭花不是我，是我眼中人。竹也不是竹，為我駐精魂。漫道石頭多丑硬，我愛它丑而雄、丑而秀、不向五斗做逢迎。”畫家筆下所畫既是自然之物，更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四美”並置，既蘊含題旨——對永恆穩定的高尚人格之追求，又囊括部分情節——畫蘭、畫竹、畫石，更暗藏劇作別致的結構方式：以畫為骨。

我將“三畫”勻稱分布於劇本之中。上本市井畫蘭，彰顯鄭板橋的“民間性”，他有滋有味、充滿智趣地在煙火繁盛的揚州討生活﹔楔子官衙畫竹，凸顯其“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民本關懷，竹枝竹葉、竹根竹鞭，皆是掙扎求生的百姓在他筆端的投影。下本畫石卻令我束手無策。創作是感性與理性的並行，無論感性還是理性，都提醒我“畫石”必為“壓台戲”，是關聯全劇核心唱段的華彩段落。可這石頭因何而畫？又該如何畫？事實上，劇情推進至此，鄭板橋已步入“平淡”暮年，功名利祿紛紛從他身上脫落，唯余風吟。要說人物命運，唯有知交盧抱孫墮落入獄，給鄭板橋帶來些許情緒波瀾。然而這份波瀾，尚不足以成為核心唱段、潑墨畫石的觸發點。我苦苦思索，茫然無措。直至讀到初國卿先生所著《絕世風流：鄭板橋》道：“板橋這一年在揚州，很有可能還會見過《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初先生進一步闡釋：“乾隆十九年（1754），曹雪芹該是四十九歲左右，他和鄭板橋作為同時代的文學藝術大師，且都住過北京與揚州，不可能不相識。他二人不僅在行蹤上有相合之處，而且在思想和藝術品位上也有共鳴點。他二人在對石頭的興趣上具有驚人的一致。”這段話於我不啻醍醐灌頂。板橋創作的《道情》的核心，是在空無世界中追尋逍遙自守的價值，與《紅樓夢》（《石頭記》）“白茫茫大地真干淨”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二者皆看破生命本質，渴望在無常中尋覓永恆。“石頭”恰是這種永恆價值的具象化象征，其堅定不移，正是二人內心堅守的人格寫照。

《鄭板橋》最后一折《石頭》的寫作自此豁然開朗。我讓曹雪芹（寒士）攜《石頭記》書稿前往揚州，提及“書中之意，與《道情》仿佛”，直接點出石頭的象征意義，為鄭板橋的人生賦予深厚的文化價值支撐。那一曲【食盡鳥投林】，此刻指向的是劇中人的離合悲歡：“哪一家金銀散盡，哪一戶枉送性命，往事歷歷，流水而過。”“石頭”由此成為連接二人精神世界的紐帶，鄭板橋的個人追求隨之升華為更宏大的文化命題。五十六句核心唱段噴涌而出，將一世興衰榮辱融入遒勁筆墨，歌出“說什麼富貴之鄉、繁華之地、酣歌恆舞、迷醉不醒，我卻似破盆之蘭、四時不謝、風前之竹、百節長青、山巔之石、萬古不敗、一筆一畫、墨痕凌雲、咬定青山、意氣堅勁，瑤琴為伴詩為枕，坦蕩蕩千秋不變一書生”的亙古之音。

顧炎武的畫像、瞿秋白的刻印與駐足、鄭板橋與曹雪芹“可能的緣分”……這些散落在歷史縫隙中的細節，恰是塑造人物形象最珍貴的“法寶”。當這些歷史細節在舞台上流轉，那些沉睡的生命便會蘇醒，以有溫度、有筋骨、有境界的形象走出故紙堆，與當代觀眾共鳴。而戲劇也正因這份對細節的深耕，具有了洞穿人性的力量，得以在有限篇幅中承載無限人生，讓每個生命的故事都能連接時代、穿越時空，獲得永恆的藝術生命力。 （作者：羅周，系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院長、一級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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