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對秦王朝與青藏高原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等問題的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極大地拓展了我們對秦王朝向西部探索空間范圍的認知。在光明日報現象級的“昆侖石刻”（經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學術爭鳴之中，有一個跨越時空的觀點得到印証。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青藏高原研究的先行者任乃強先生，早在1948年《康藏研究月刊》第17期《大積石山與俄洛藏族》一文中就推斷：扎陵湖附近的大積石山，漢人之最先發現者是秦始皇時採尋不死方藥之方士，與今天“秦刻石”的考古發現驚人吻合。

任乃強先生的推斷依據之一，是認為張騫出使西域，取道匈奴，並沒有見過黃河源頭。張騫所獲得的河源知識來自探索河源的秦方士在西域留下的地理知識。如果沒有人見過星宿海百泉涌出之狀，就不會有黃河又從積石山重新流出的“重源伏流”之說。他的另一個重要依據是青藏高原早期的人類活動與聚落起源，和鹽業分布具有空間關聯性。

逐鹽而居與青藏早期人類活動

任乃強認為，原始人類嗜好食鹽，尤其是以肉為主食的人們，總是圍繞著產鹽的泉池、海岸生活。所以文化孕育的地點，也多是在食鹽供應便利的地區。在《羌族源流探索》中，他提出“逐鹽而居”是青藏高原古羌民族重要的生活方式。在青藏高原這樣一個高寒的區域，為什麼會出現大量的聚落遺址？這可能與鹽業資源的分布與開發具有極大的關聯性。其中，有兩大核心地區值得關注：

一是扎陵湖、鄂陵湖區域，有哈姜鹽湖資源。“秦刻石”與哈姜鹽湖隔湖相望。根據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在以“尕日塘秦刻石”為中心的150千米范圍內，已發現眾多古代遺存。《后漢書·西羌傳》記載：“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裡……《禹貢》所謂賜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羌族的活動范圍，以河源地區為中心，綿延到川西高原，發展成為“多彌”“黨項”“白蘭”和“蘇毗”等部落，共同構成古羌文化核心區。任乃強認為，扎陵湖、鄂陵湖不僅是湖濱水草豐茂之地，其附近的哈姜鹽湖更是具有巨大吸引力，使得這裡成為古羌人的鹽業供應地和向周邊遷移擴張的據點。哈姜鹽湖的鹽享譽川康藏區，千百年來，果洛、甘孜、石渠、德格等地的藏族民眾都到哈姜鹽湖採鹽、運鹽。

二是青海湖以西，有茶卡鹽湖資源。青海境內的馬家窯文化遺址，沿著湟水抵達青海湖附近，沿著黃河上溯到同德縣。宗日遺址第一灶、精美的魚紋彩瓮、舞蹈紋彩陶盆等，是馬家窯文化人群與當地土著共同創造的物質文化，是青藏高原早期民族融合的有力見証。

逐鹽而行與秦文化的興起

李水城教授在《中國鹽業考古》中提出，先秦鹽業資源的分布與考古學遺址具有空間相關性。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進程中，鹽業生產和相關的交易活動扮演著特殊而重要的角色。鹽被譽為“國之大寶”，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國家重要的戰略物資。文明起源，除了沖積平原與河流階地、溫和的氣候、充足的狩獵和採集供給等因素外，“逐鹽而居”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影響。王子今認為“鹽業考古的濫觴”開啟了經濟史的新領域，成為研究者無法忽略的重要課題。

秦隴地區的古代文明，多與鹽池有關。禮縣是秦國之根，西陲陵園有秦襄公、秦文公的陵墓。禮縣是西周時期秦人祖先非子的牧馬之地，《史記·秦本紀》記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牛馬舔舐食鹽后，可以補充營養物質，長得膘肥體壯，這也是非子選擇牧場的重要考慮因素。李水城教授發現鹽官鎮古鹽井、制鹽作坊等鹽業遺跡周邊，有13處古遺址，推測鹽官鎮的鹽業開發可以上溯到周代和秦代。

秦文化的興起，與食鹽有莫大的關系。《漢書·地理志》記載這裡“有鹽官”，向外的通道也被稱為“鹽官水”。王子今認為，“鹽官”和“鹽官水”的優勢，很可能早就被秦人祖先所關注，他們控制了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使秦人得以逐步發展擴張。但是，鹽官鎮的鹽產量有限，向河源一帶的茶卡鹽湖、哈姜鹽湖尋求更為豐富的鹽資源，必然會成為秦人的重要戰略選擇，鹽業資源就成了河源與秦隴之間的紐帶之一。

因鹽而興的民族交往交流

扎陵湖、鄂陵湖畔的哈姜鹽湖區域、青海湖西的茶卡鹽湖區域和禮縣的鹽官鎮，都是早期鹽業的起源地，也是古羌人與秦人的早期聚居地，因鹽而聚，因聚成邑。河源地區豐富的鹽業，除了滿足自己部族的需求外，還向東運輸到河西走廊與秦隴地區。西周王室的用鹽就來自西北的戎鹽。《周禮·天官·鹽人》載“王之膳羞，共飴鹽”。鄭玄注：“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控制范圍“西至臨洮、羌中”，西部抵達羌人活動中心。《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條記載，“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仙海、鹽池，即今青海湖與茶卡鹽湖。古代羌人將鹽湖之鹽，通過牛皮包裝、牲畜馱運，長途跋涉至隴西等地區進行物品交換。其影響力引起朝廷重視，所以，臨羌縣在王莽時期被改為鹽羌縣。《嘉慶重修一統志》載禮縣鹽官鎮的變遷：“鹽泉廢縣，在伏羌縣西。”《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九年，於伏羌廢城置鹽泉縣。貞觀九年，改鹽泉為夷賓。”這些地名的變化，充分體現了鹽業資源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關系。

在河源與秦隴的交往中，賜支（析支）是古代羌族的居住中心，值得關注。關於“析支”的詮釋，有很多觀點。早在漢代，鄭玄就提出“析支”是山名，“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三木才在《雜議西域主要西羌部落、西王母邦及“析支”地望》中指出，“析支”位於塔克拉瑪干沙漠西緣，塔裡木盆地中央西南部的“紅白山”被戰國時期羌人先遣部落命名為“析支麻爾布”，今藏語意為“紅珊瑚山”。李文實在《〈禹貢〉織皮昆侖析支渠搜及三危地理考實》中提出，“析支”為藏語河流名稱“曲可河”，位於阿尼瑪卿山與黃河第一彎之間。南文淵在《青藏人文地理觀》中認為，“析支”最初是一種以植物為標志的游牧部族的名稱，這種植物是直到今天依然生長在柴達木盆地、青海湖盆地到河湟源頭的芨芨草。耿少將在《羌族通史》中提出，“賜”為羌語“海、湖”之意，“支”即羌人自稱“子”或“族”的不同注音，遠古時期的羌人環居於湖泊四周，並在湖中獲得賴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資料——鹽，所以賜支、析支、鮮支可譯為環聚高山咸水湖泊生活的羌人，主要分布於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及茶卡鹽湖等地區。

無論哪一種解釋，都指向以河源為中心的民族及其對周邊鹽業、山川和生態的認識，潛藏著“析支”等部落因氣候環境的變化，從塔裡木盆地東南部、柴達木盆地東南部到黃河河曲的遷移過程。這種遷徙促進了信息傳播，增加了人們對昆侖的認識和向往。《尚書·禹貢》中說：“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在東接河湟谷地，西連河源的廣闊地區，形成了古代羌人遷徙的“黃河走廊”。

總之，從早期鹽業文明起源的視角觀察，讓我們對河源羌族和秦隴秦人的興起和交往有了新的認知。秦人對河源的了解，通過早期人類活動和民族交流已經有跡可循，到河源的交通也絕非隔絕阻斷。古人逐鹽而居、逐鹽而行的行為動機，為認識“秦刻石”提供了新的學術視野和支撐。（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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