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是同時擁有大江、大河、大湖、大海的省份，這是我們創作《江河湖海頌》的原點。水有律動，樂有呼吸，民族管弦樂器正是講述江南故事的“母語”，最能精准傳遞那份沁入心扉的韻味。

　　2020年，我們邀請作曲家唐建平執筆。他起初猶豫：“我為江蘇寫過歌劇《運之河》《鄭和》等多部‘水’主題作品，再寫‘江河湖海’，怕重復，也怕難突破。”但最終，他被這片水土的深情打動，決心“背水一戰”。

　　從首演時的4個樂章，到后來“冒險”擴展為8個樂章、長達90余分鐘的大型民族交響套曲，《江河湖海頌》的敘事深度、結構張力與美學表達，見証了作曲家對自身藝術邊界的不斷超越——如此宏大的體量，在中國民族管弦樂發展史上並不常見。

　　作曲家筆下的《大江東去》《長河如歌》《湖岸風和》《海闊天極》4個樂章，構成了作品的“四梁”。它們分別對應四大水體的文化意象：長江，象征奔騰向前的時代力量﹔運河，承載千年文脈的生生不息﹔太湖，映照水鄉生活的溫婉美學﹔黃海，展現面向未來的開放胸襟。這些意象既是江蘇的自然稟賦，也折射出中國人精神世界的4個維度。

　　《春暖江花》《雲水流波》《水映星天》《揚帆遠航》四章，如柔板般穿插其間。作曲家巧妙融入昆曲的婉轉、評彈的清麗與江南民歌的質朴，以生活化視角和細膩的情感筆觸，為宏大敘事注入溫潤靈動的韻致。

　　剛柔並濟的八章結構，是一種視野的拓展，它讓作品從謳歌自然之水，升華為凝視“依水而生的人”，最終在音樂中實現“傳統文化根基”與“新時代精神”的有機融合。

　　民族管弦樂團沒有銅管聲部，如何在低音薄弱、高音易尖的先天條件下，奏出交響性的厚度與張力？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時代之問。

　　唐建平的創作智慧在於並未套用西方交響樂的既定邏輯，而是深入探索中國樂器自身的表現語言，從而構建出一種既氣勢恢宏又韻味綿長的磅礡之勢。這體現在嗩吶組從高音到低音的完整配置，也體現在打擊樂與彈撥樂之間的創新組合。

　　我們一直在推動的樂器改良也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蘇州民族管弦樂團自成立之初，便與樂器廠深度合作，研發低音嗩吶、低音笙、次中音笙，優化大阮、革胡的共鳴結構。這些“幕后”積累，讓聲部體系日趨完整，為《江河湖海頌》的宏大表達奠定基礎。

　　我一直認為，要讓觀眾真正喜歡民族管弦樂，關鍵在於作品真誠、動人、可聽。旋律要美，一聽就親切，甚至能記住幾句﹔和聲與配器要有層次、有色彩，哪怕不懂技法，也能感受到聲音的豐富與張力﹔更重要的是，音樂裡得有“人”的溫度——它必須源於真實的生活，承載我們對土地與時代的深切感受。

　　這種溫度，在《江河湖海頌》中尤為鮮明。二胡演奏家朱昌耀也是音樂再創造的關鍵參與者。唐建平勾勒出旋律的“魂脈”，而那些細膩入微的滑音、揉弦與運弓處理，則由朱老師親手雕琢。那是數十年藝術積澱凝成的“江南味道”：同樣的樂譜，他一出手，便是靈動的江南。

　　我們致力於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音樂語言，講述中國的歷史、文化與時代。正因如此，樂團許多作品雖深植江南水土，在海外巡演時，不了解江南的外國觀眾也能感受到其中對生命、家園與文明的禮贊。這是人類共通的情感，也是中國音樂奉獻給世界的獨特聲音。

　　常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若只是把傳統元素簡單挪用、稍加裝飾便宣稱“走向世界”，實則是對傳統的輕慢。真正的出路在於深入其精神內核，通過高水平的藝術創造，讓民族音樂真正具備與當代對話、與世界溝通的能力。

　　《江河湖海頌》榮獲文華獎，是對這條探索之路的肯定。但我們的目標不止於此——唯有持續推出既有文化根脈又有時代氣息的精品力作，才能為世界音樂貢獻獨特的中國聲音和中國思想。我們的底氣，來自這片有著五千多年文明的土壤，它賦予我們無比堅定的文化自信，為我們前行提供不竭動力。

　　（作者為蘇州民族管弦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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