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深圳市民在深圳灣公園騎行。新華社發

　　2025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參觀者在了解具有防塵、降噪作用的基坑氣膜技術。新華社發

　　北京市民在了解老舊小區改造方案模型。新華社發

　　小朋友在山東臨沂市河灣公園玩耍。新華社發

　　甘肅定西市，市民在公園內賞景游玩。新華社發

　　 【聊聊咱的城市⑥·記者觀察】

　　 在城市繁榮發展、活力綻放的同時，寧靜正成為一種稀缺品。商家促銷的喧囂、工地施工的嘈雜、汽車加速的轟鳴、鄰居裝修的敲打……生態環境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生態環境投訴舉報管理平台接到的投訴舉報中，噪聲擾民問題佔全部生態環境污染投訴舉報的59.2%，排在各類環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隨著人們對宜居環境的期望越來越高，對嘈雜環境的容忍度也越來越低。加強城市噪聲污染治理，已經成為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要一環。

　　 如何讓城市既“能說話”，又“懂沉默”，回歸“晝囂暮謐、市喧巷寂”？當前在城市噪聲治理方面有哪些成效、又面臨怎樣的挑戰？

　　近在咫尺的城市噪聲污染

　　 都市生活中的早晨，你是被鳥鳴喚醒、鬧鈴叫醒，還是被樓下各種音樂、雜音吵醒？家住上海一棟高層住宅的蔡女士表示，她屬於后者。

　　 “樓下是個廣場，每天早晨6點多就能聽到音樂響，晚上8點更熱鬧，露天KTV、廣場舞、交誼舞的音樂輪番播放，這聲更比那聲高，不僅家裡老人睡不好，孩子學習也很受影響。”蔡女士抱怨，不得已只能常年將窗戶關上。

　　 2023年底，上海各區多所公園24小時開放，且不少公園拆除圍牆與街區無界融合，公共空間更開放了，與噪聲的相遇也在所難免。

　　 而在吉林雙遼市，家住商超樓上的一位市民遭受了另一種噪聲困擾——循環播放的商家廣告。由於不堪忍受被反復“磨耳朵”，他將自身遭遇投訴到了當地的“領導留言板”上。記者翻閱了一下，類似的留言還真不少。

　　 事實上，在生態環境部的調查中，公園廣場等公共場所和超市商場等營業場所，構成了兩處最典型的社會生活噪聲場景，近年來關注度迅速上升。數據顯示，在2024年全國噪聲投訴中，社會生活類投訴舉報佔比達71.2%，已經超過傳統的建筑施工噪聲、交通運輸噪聲和工業噪聲等，是投訴佔比最高的噪聲類型。

　　 嘈雜的背后，是城市聲環境的超負荷加載。

　　 “當前城市聲環境的復雜程度遠超想象。”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教授謝輝長期從事城市聲環境與健康研究，在多地採集聲景時他發現，如今的自然環境中，鋼筋水泥碰撞聲、車水馬龍的喧囂、人聲鼎沸的嘈雜越來越多，“長期暴露於這樣的環境中，聽者往往會出現注意力下降、煩躁易怒、睡眠質量下降等不良身心反應﹔對城市發展而言，這不僅削弱了生態系統的韌性，還降低了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甚至可能成為影響人口流入的‘軟性門檻’。”

　　 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是加劇聲環境矛盾的關鍵因素。“早期城市規劃與建筑設計未充分考慮噪聲問題，在功能區分上容易出現居住區與商業區、工業區混合的現象，這種高密度的生活環境進一步拉近了居民與噪聲源之間的距離。”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未來人居研究院副教授郭夢笛告訴記者。

　　 “城市交通網絡的密集化、建筑施工的常態化和夜間經濟的活躍化，也讓噪聲污染呈進一步擴散態勢。”謝輝說。

　　 源頭碎片化、時間全天候化、暴露個體化、評價管理滯后化，當下噪聲污染的幾個顯著特點意味著噪聲治理具有不小的難度——分貝數不超標但擾民，超標了卻“舉証難、協調難、執行難”。“多數情況下，噪聲投訴缺乏系統性解決方案，只能停留於居民之間的私下交涉。”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蔡榮告訴記者。

　　 “傳統的點源控制難以應對當前困境。”謝輝認為，改善城市聲環境，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進行系統管理，“在法治保障、公眾參與和多方協作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城市聲環境治理走向科學化、精細化。”

　　多方協同的“降噪”行動

　　 在江蘇常熟，一張深深淺淺的聲音熱力圖顯示著城區各處的噪聲分貝值，讓“看不見、摸不著”的噪聲現出了原形。

　　 2023年，生態環境部組織在全國多座城市開展城市噪聲地圖應用試點，各地通過部署噪聲監測設備，利用聲紋識別技術，能夠精准辨識鳴笛、炸街車、施工等噪聲，並自動抓拍上傳至噪聲污染監管數字化平台，與基層治理體系完成銜接后，即可形成“定位噪聲、固定証據、協調處理”的高效處置閉環。在浙江杭州拱墅區，“1分鐘派單、5分鐘到達、60分鐘解決”已經成為城市噪聲治理的新機制。

　　 事實上，“噪聲地圖”只是這場大規模“降噪”行動中的一環。

　　 郭夢笛介紹，早期，我國噪聲污染治理側重於工業噪聲查處等專項攻堅，隨著2022年噪聲污染防治法和2023年“十四五”噪聲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出台，政策體系加速完善，目前已經構建起了覆蓋聲環境功能區劃分、自動監測網絡建設、工業噪聲排污許可管理、噪聲地圖試點應用等全鏈條治理框架。治理手段也從傳統執法向“立法引領+科技賦能+公眾參與”的綜合模式升級。“在這個治理框架內，‘寧靜小區’作為一項全國性治理實踐，逐漸成為化解城市活力與寧靜之間矛盾的一條關鍵路徑。”郭夢笛說。

　　 寧靜小區建設，旨在守護居民“家門口”的寧靜，通過健全社會生活噪聲源頭預防、行為管理、協調處理機制，建成聲環境質量達標、居民滿意度較高的示范小區。截至2025年初，全國已累計建成寧靜小區2132個。生態環境部起草的《關於推進寧靜小區建設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顯示，到2035年，寧靜小區將成為居住小區的普遍標准。

　　 聲音怎麼靜下來？各地紛紛出招——

　　 科技加持，讓聲音有的放矢。在浙江杭州拱墅區，不少小區裝上了“定向音響”，將擴音喇叭的傳播音域控制在固定區域內，成功實現“舞區有聲、區外無聲”的效果。不少居民大贊“有了這個神器，‘勁舞團’變‘靜舞團’了”，廣場舞擾民的“老大難”問題有了解決辦法。

　　 重點改造，讓噪聲控在源頭。在甘肅嘉峪關，遠東華府小區對電梯、水泵等設備設施進行了一場全面的噪聲測試，並針對性開展安裝隔振墊、隔聲屏等降噪改造﹔常熟市琴川街道則對餐飲集中區加裝吸音棉，並禁止商戶使用高音喇叭宣傳，一系列小調整讓社區居民生活有了大改觀。

　　 社會共治，讓寧靜行穩致遠。不少小區形成了街道、物業、商戶協同機制，同時充分發揮居民自治效能，在小區內發起寧靜守護倡議書，制定噪聲管理公約，在出入口設置限速禁鳴標識、靜音提示牌等，號召居民共同守護這份寧靜。

　　 消除雜音，越來越多城市形成這樣的共識：要從“政府單打獨斗”轉向“社會價值共創”，進入“預防—監測—共治”的全周期管理﹔將“靜音”方法貫穿於基礎設施建設、糅合進綜合治理系統，實現從源頭到終端的全鏈條降噪。

　　 “寧靜小區並非簡單的‘降噪項目’，而是一項具備政策引導力、技術集成性與公眾獲得感的系統性工程。”在謝輝看來，通過制度設計、技術手段、治理機制等多個層面協同推進城市寧靜區域建設，不僅是對居民高品質生活環境需求的回應，更是生態文明理念在城市空間落地的具體實踐，“聲環境在城市健康、安全、生態系統功能中的重要作用正在被重新認識。”

　　通往“靜謐之路”仍有挑戰

　　 今年3月，國家標准《住宅項目規范》發布，將隔音性能納入“好房子”標准，嘗試從源頭入手，為更宜居的聲環境提供一個起點。

　　 此次新規對臥室、起居室之間的分戶牆與樓板的空氣聲隔聲性能要求從原來的45分貝提高到50分貝。“通俗理解，就是挨家挨戶間的說話聲或電視聲干擾更小了，這能顯著改善夜間休息和日常居住舒適度。”謝輝告訴記者。

　　 源頭治理尚且需要以時間換空間，那麼在終端補償方面，是否也有“硬杠杠”保障居民的“寧靜權”？

　　 記者了解到，早在2021年，北京256戶居民在多方協調近3個月后，領到了北京地鐵19號線夜間施工噪聲的補償金。協調主要圍繞補償標准產生的爭議，對不同城市而言，哪些項目具備夜間施工許可，如何界定“必要施工”標准，怎樣建立量化補償規則，仍有待探索。

　　 噪聲治理的挑戰，不僅僅是算好規劃管理的經濟賬，更是一番對治理目標的重新考量。

　　 “城市噪聲治理的目標不應僅僅是‘達標’，更應是‘舒適’和‘滿意’。”不少專家認為，隨著風電等電力設備、新能源汽車、低空飛行器的大規模使用，低頻噪聲和間歇性擾動聲正在成為新型噪聲源，這種低沉、持續的嗡鳴聲值得關注。

　　 “僅看分貝值，而忽視對聲音頻譜特征和時間分布的關注，很容易陷入‘達標不達感’的治理困境。”謝輝告訴記者，目前這些低頻噪聲已經引發不少投訴，卻難以用現行標准准確量化。

　　 同時，“降噪”也並不意味著冷清，而是要形成有層次、有節奏的聲環境。比如增加水流、鳥鳴、風聲等悅耳宜人的聲景，可以有效提升聲環境的舒適度。因此，改變當前噪聲治理的單一評價維度，引入主觀感知的評價方法，建立以公眾感知為導向的評價體系，成為不少專家的共識。

　　 一個宜居的城市聲環境，既靠技術也靠文化，需要政府治理也需要公眾參與。噪聲治理不僅依賴對噪聲監管主體及其職責劃分的進一步明確，也需要社區共建與公眾參與的進一步加強。在謝輝看來，依靠集體智慧，實現共治共享，才能增強政策執行的針對性與可持續性。“隻有在更加系統、全面的治理思維下，人與環境、人與城市之間的和諧共生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本報記者 孫小婷）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