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音拾萃·笙】

在近日舉辦的2025中國（上海）國際樂器展覽會上，一件專利樂器“雙管笙笛”成為全場焦點。該樂器採用雙管結構設計，一口雙管呈現出層次豐富的音響效果。它突破單管樂器的表達邊界，實現了“笛之雅”與“笙之和”的有機統一，同時也展現了“簧管樂器鼻祖”——笙在當代的嶄新面貌。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古老樂器，具有吹吸皆鳴的特點，也是中國傳統吹管樂器中唯一能演奏和聲的樂器。《詩經·小雅·鹿鳴》中，一句“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既表明了笙在古代禮儀場合的重要地位，也讓其名號隨詩句傳播而廣為人知。

笙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已出現其雛形“龢”（即小笙）的象形文字。這一古老的文字記載在1978年得到實物印証——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約公元前433年）出土的五件匏笙，將笙的早期形態具象呈現在今人面前。

先秦時期，笙已在禮樂制度中佔據核心地位。《尚書·益稷》所載“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簫韶均為古笙類樂器），反映出笙在祭祀、朝會等重大場合的作用。周代進一步確立了笙在禮樂體系中的固定編制，成為國家典禮中不可或缺的樂器。至漢代，笙的應用從廟堂延伸至民間，廣泛用於相和歌、清商樂等俗樂伴奏。隋唐以后，隨著西域樂舞的傳入與音樂格局的變遷，笙的地位雖有所下降，但仍見於清樂、西涼樂等多部樂中，以其獨特音色融入音樂體系。宋元至明清，伴隨市民文化與戲曲藝術的興起，笙逐漸從宮廷走向市井，在戲曲班社與民俗活動中扎根。1949年后，在新中國文化政策的推動下，笙的演奏技藝與制作工藝得到系統整理與創新，涌現出一批傳承與研究人才，使這一古老樂器在現代舞台上煥發新生。

笙是“八音”中匏類代表，主要由笙斗、笙笛和笙簧三部分構成。笙斗呈圓形平頂或葫蘆形，頂端開有插苗孔，旁側連接吹嘴。笙苗為長短不一的竹管，近上端開有長形音窗（即出音孔），近下端開有圓形音孔，下端嵌接木質笙腳以安裝簧片，並插入笙斗之中。笙簧在古代以竹制為主，后逐漸改用響銅制作。傳統笙的簧數多為十三至十七簧，進入20世紀后，笙經歷了一系列改革，已出現二十一簧、二十四簧、三十六簧乃至鍵盤笙等多種形制，顯著擴展了其音域與藝術表現力。

笙之所以能夠綿延數千年而歷久彌新，不僅因其深厚的歷史積澱，更與其特有的聲學構造密不可分。笙的獨特之處在於其“一簧一音”的發聲原理與自由簧結構，使其能同時演奏多個音符，具備和聲與復調表現力，這在中國民族樂器中獨樹一幟。音樂學家、現代樂器學奠基人之一庫爾特·薩克斯在《樂器史》開篇即明確指出：“風琴和簧管風琴的自由簧並非歐洲的發明。它來自中國這個自由簧的偉大故鄉，至少兩千年前，它就以口弦樂器‘笙’的形式存在了……”

笙在亞洲的影響深遠。約8世紀，笙東傳至日本宮廷，發展為能奏11和弦的“日本笙”（Shō），充分體現了笙的多聲部潛力﹔韓國的笙（Saenghwang）繼承了竹管簧片結構，並融入本土民樂體系﹔東南亞地區如老撾、泰國的笙（Khaen）以及印度尼西亞的笙（Genggong），則在簡化形制的同時保留了自由簧的核心特征。

笙對歐洲樂器發展的影響更為深刻。自由簧的概念在17世紀初已零星見於歐洲簧管樂器，但其系統性影響始於18世紀。1740年，傳教士約翰·懷爾德將笙帶至歐洲﹔1777年，法國漢學家阿米奧自北京攜笙返回巴黎，並在《論中國音樂》中詳細闡釋其結構，由此激發歐洲樂器制造的革新浪潮。這一時期，丹麥科學家克拉岑斯坦依據笙的簧片原理改進風琴簧片﹔1810年，法國音樂家格雷尼埃發明簧片風琴﹔此后數十年間，口琴、手風琴、簧管風琴相繼問世。這些樂器均借鑒了笙的自由簧技術，簧片可獨立振動而不受管體約束，從而實現了鍵盤化與便攜化，有力推動了19世紀浪漫主義音樂的普及與發展。

當代笙的演奏藝術在技法體系與曲目創作兩個層面實現了顯著突破，展現出更加系統化與多樣化的發展趨勢。

傳統笙以“吹、吸、顫、滑”為核心技法，而現代演奏家在傳承基礎上，拓展出“雙吐、三吐、花舌、呼舌”等復雜技法，更融入了“泛音演奏”“和聲疊加”“節奏型變奏”等現代音樂元素，例如在獨奏作品中，演奏者可通過氣息控制與指法配合，同時呈現旋律、和聲與低音伴奏，使笙的表現力堪比西洋樂器中的管風琴。

曲目創作方面，20世紀以來涌現出一批專為現代笙創作的獨奏與協奏作品。其中既有《鳳凰展翅》《孔雀開屏》等植根民族音樂語境、展現傳統意蘊的經典之作，也有《天地人和》《笙鳴》一類融合現代作曲技法、表達哲學思辨的先鋒作品。與此同時，笙與交響樂團、民族管弦樂團的協奏形式日益豐富，如在《長城隨想》中，笙以其獨特音色與交響樂的宏大敘事相得益彰，打破了傳統民樂小眾化的局限，拓展了民族樂器在大型音樂結構中的表現空間。

笙的藝術生命亦在跨界融合中不斷延伸，逐步走向國際舞台。2009年，法國作曲家、手風琴演奏家理查德·加利亞諾在巴黎專場音樂會上演原創作品《Sheng》，將笙清冽的多聲部音色融入探戈風格，並感嘆“笙的簧聲如風中鳳凰，喚醒了我對自由簧的初心”。該作品雖體量不大，卻標志著笙開始進入西方爵士與古典音樂的對話場域，影響了后續歐洲作曲家對東方樂器的探索。

中國笙演奏家吳巍在國際推廣方面貢獻卓著，首演作品逾200部，包括黃若《玄黃》、尤卡·蒂恩蘇的笙與管風琴協奏曲等。他與柏林交響樂團合作的《千裡江山》，進一步吸引國際作曲家為其創作新作，如韓國作曲家陳銀淑創作的《空氣》，融合笙的自由簧技法與管弦樂的微分音結構，榮獲2015年國際古典音樂獎。此外，作曲家趙季平受馬友友“絲綢之路計劃”委約創作的《關山月》，將笙、琵琶、大提琴與印度塔布拉鼓並置，通過笙的綿長和聲、琵琶的輪指顆粒感、大提琴的深沉線條與塔布拉鼓的復雜節奏相互交織，構建出“和而不同”的跨文化音樂景觀，體現出笙在當代音樂中強大的融合能力與美學張力。

笙跨越三千年的生命軌跡，生動詮釋了“和”這一核心精神的永恆魅力。它是禮樂文明中“音聲相和”的技藝載體，是“與人和”“與天和”的文化象征。笙藝術在當代的蓬勃發展，清晰地呈現出一條從技法革新到曲目拓展，再到跨界融合的演進路徑。它既立足於對傳統技法的深入挖掘與創造性拓展，極大提升了樂器的音樂表現力﹔更以主動的姿態融入全球音樂語境，在與交響樂、爵士樂及世界音樂的深度對話中，催生出兼具民族精神與國際視野的新作，展現出古老樂器在新時代的強大生命力與無限可能。 （作者：蘇辰，系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青年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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