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五馬圖》局部。泰祥洲供圖

　　北宋大科學家蘇頌曾經兩度出使遼朝，留下了《前使遼詩》三十首和《后使遼詩》二十八首。其中一首詩題為《契丹馬》：“邊林養馬逐萊蒿，棧皂都無出入勞。用力已過東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鄉評貴，家有材駒事力豪。略問滋繁有何術，風寒霜雪任蹄毛。”

　　蘇頌在這首《契丹馬》的下面還寫了一個長長的題注：“契丹馬群動以千數。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縱其逐水草，不復羈馵。有役則旋驅策而用，終日馳驟而力不困乏。彼諺雲：‘一分喂，十分騎。’番漢人戶亦以牧養多少為高下。視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翦剔，雲馬遂性則滋生益繁，此養馬法也。”

　　其中所說的“視馬之形，皆不中相法”，指的是契丹馬（即蒙古馬）不符合宋朝的相馬法式，但契丹馬又“終日馳驟而力不困乏”，所以引起蘇頌的特別關注。對於良馬的形象，宋人有自己的一套相馬法，圖之於形，可以以李公麟的《五馬圖》作為代表。

　　《五馬圖》以白描的手法畫了5匹名馬，依次為鳳頭驄、錦膊驄、好頭赤、照夜白、滿川花。每一匹馬均有一個人牽引，其中前兩人著西域服裝，三人穿漢人衣服，人馬均以單線勾勒，流暢而內斂，反映出高超的白描技藝。

　　這幅畫在南宋時曾經歸內府收藏，入元、明，經柯九思、張霆發諸家遞藏，康熙年間藏於宋犖家，乾隆時作為祝賀乾隆生日的禮物入宮。這幅流傳有序的名跡，后來經溥儀以賞賜溥杰的名義盜運出宮，流落日本，直至2019年重新出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主辦的北宋書畫精華展上。

　　在前所未有的寫實手法中，悄無聲息地植入歷史和想象

　　北宋李公麟最初以畫馬出名，他非常重視對馬的觀察，他每次在皇家養馬的太仆廨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曾紆在后跋中寫道，據黃庭堅說，李公麟畫完“滿川花”之后，這匹名馬不久便死了，“蓋神駿精魄，皆為伯時（李公麟）筆端取之而去”，可見時人對李公麟畫馬藝術的高度評價。

　　《五馬圖》技藝高超、傳承有序，畫上又有與李公麟同時代的黃庭堅的跋語，另有南宋初的曾紆跋，言及黃庭堅題於元祐五年（1090），因此，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五馬圖》是李公麟的真跡。但也不是沒有疑點，疑點之一就是畫上的簽題。依元代以來舊說，此畫是李公麟和黃庭堅的“合作”，前者繪圖，后者題記。前四匹馬都有簽題，獨第五匹沒有。但四段簽題中竟有三種格式：

　　格式一是前二馬“鳳頭驄”和“錦膊驄”，分兩行，均是“右一匹·某年某月某日·某機構·收·某國（人）/進到·某馬·年齡·身高”。兩行的分行很清晰，第一行以進貢國名結尾，第二行以表示尊敬的“進到”抬頭。

　　格式二是第三馬“好頭赤”，寫為“右一匹·某年某月某日·某機構·某產地·某馬·年齡·身高”。

　　格式三是第四馬“照夜白”。寫為“某年某月某日·某人進·某馬”，信息量比格式一、二減少一半以上。簽題的位置也不一樣，不是上下縱貫，而是寫在馬上部畫面的一角。

　　宋代每匹官馬都需造冊，產地、身高、年齒、毛色是主要登記的信息。學者過去都認為《五馬圖》為紀實的職貢題材繪畫，不過，無論是簽題還是圖像表現，只能判斷前兩匹馬是異族貢馬。簽題表明，這兩匹馬分別由於闐國王和青唐地區的吐蕃部落首領董氈進貢，兩匹馬的牽馬人也都是異族人相貌。

　　第三匹“好頭赤”題簽稱是“揀中秦馬”。北宋政府在邊境地區集中買馬，按照買馬的區域，分為“秦馬”和“川馬”，“先是，茶馬司設買馬兩務。一在成都府，市於文、敘、黎、珍等州，號川馬。一在興元府，市於西和之宕昌寨，階之峰貼峽，號秦馬。”因此，第三匹馬“好頭赤”是“揀中馬”，“揀中”意思是“揀選中標”，“揀中馬”是北宋政府對於御馬的分類之一。

　　不論是畫上的簽題，還是簽題中貢馬的信息，都有與文獻記載不相符合的情況。美術史學者黃小峰認為，《五馬圖》的所有視覺因素都意在營造一種“真實性”。他認為，《五馬圖》是對於唐代韓干畫馬作品的再造，所以畫中的圉人（泛指養馬的人——編者注）具有鮮明的唐代特點。

　　但它並非韓干畫作的“摹本”，而是用新的方式轉化之后的“傳統”——在前所未有的寫實手法中，悄無聲息地植入歷史和想象，從而有意模糊了歷史與當代、客觀描述與主觀想象的邊界。黃庭堅有詩稱贊李公麟“李侯一顧嘆絕足，領略古法生新奇”，大意是說李公麟看到韓干所畫千裡馬后，經過領悟又創造出新奇的意象，《五馬圖》正是這種“新奇”的產物。

　　畫中馬依舊神採奕奕，但是宋人的精神不再武健

　　《五馬圖》雖然獲得大家的一致贊嘆，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最杰出的畫馬作品。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在解釋馬的時候說，“怒也，武也”。馬是充滿速度與激情的動物，18世紀法國博物學家、作家布封說：“人類所要做到的最高貴的征服，就是征服這豪邁彪悍的動物——馬。”

　　雖然李公麟畫中的馬依舊神採奕奕，但是宋人的精神不再武健。宋人筆下馬的造型，因品種而異，大小、肥瘦、高低、毛色有別，但都溫順平和，大大的眼睛寫滿憂郁。

　　蘇軾、蘇轍、黃庭堅、李公麟等人組成了一個藝術小圈子，時常以馬為題相互唱和。蘇轍在題李公麟所藏《韓干三馬》詩中寫道：“畫師韓干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欲譏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干非畫師。”

　　蘇軾在《又跋漢杰畫山二首》中，借馬提出了著名的“士人畫”觀念：“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隻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但觀現存的宋畫作品，很難看出馬的“意氣所到”。

　　有宋一代崇文偃武，馬政衰微。蘇軾在李公麟另外一幅《三馬圖》上記述了這樣一段史實：“元祐初……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喑），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哲宗趙煦）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庭，未嘗一顧。其后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

　　馬長八尺為龍，皇帝對待天馬的態度尚且如此，大臣對待馬政就更加懈怠。宋仁宗朝翰林學士承旨宋祁，在奏章中指出“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但他擔心的不是馬匹不夠，而是嫌軍馬過多，宋祁認為“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參知政事范仲淹，竟也提出取消馬匹貿易，“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為利”。

　　在這樣的大環境中，雖然蘇軾等一眾文人自許頗高，但並不真正自信。蘇軾在《三馬圖》的殘卷裡也只能感嘆，“朝廷方卻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

　　在“馬則不遇”的時代裡，很難想象藝術家能畫出時代的強音，即使是這位畫家的才情再高。

　　眼睛是心靈的窗口，藝術家是時代的眼睛。　（杭侃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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