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報》刊發報道，聚焦某些公司對未成年主播的“圍獵”。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十四五歲的農村女孩，被MCN機構以“高保底”“做網紅”的承諾誘入其中。她們換上與年齡不符的裝扮，日復一日對著攝像頭討好觀眾、求取打賞。當她們萌生退意時，就會發現自己早已被“賣身契”般的合同鎖住。

近年來，直播行業高度繁榮，帶動了互聯網產業的新一輪發展。然而，一些看起來笑臉迎人的主播，卻是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未成年人。報道中，有MCN公司明知女孩未成年，仍以成人身份信息為其完成實名認証，規避平台管制﹔有運營人員公然教唆未成年人使用低俗話術，放任“榜一大哥”對女孩進行騷擾﹔某些公司還會以霸王條款套牢未成年人，企圖以高額違約金牟利。

根據相關報道所揭示的信息，這條灰色利益鏈背后的邏輯並不復雜：平台層層下壓的流水、活躍度、拉新量等任務指標，傳導至中小MCN公司，后者為完成指標獲取收益，不斷突破經營底線，最終將魔爪伸向最脆弱的群體。

從法律層面看，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均對未成年人網絡活動設有明確限制。此前，亦有地方法院在案件判決中，認定明知對方未成年仍簽約的公司應承擔后果。不過，司法救濟往往滯后於現實損害，未成年人還需要能防患於未然的制度屏障。

為此，監管部門要堵住身份冒用、代簽名等漏洞，對違規機構建立懲戒和市場禁入機制，讓違法成本遠高於收益。平台也不能隻在違規后封號，更應在實名審核、技術風控和日常監測上做足功課，形成與監管部門的聯動。

同時，行業生態的考核導向也應調整。當平台以流水、活躍度為單一標准，部分中小公司難免會不擇手段地“卷量”。隻有調整這種激勵機制，減少對“低質流量”的依賴，行業才不會為追逐業績一再拉低底線。

當然，對於輟學未成年人，社會還應幫助其解決現實問題、重返校園，讓他們找到比盲目簽約直播更安全、更穩妥的出路。

行業環境越是健康有序，越有利於行業蓬勃發展。保護未成年人免遭“圍獵”，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社會共識。對此，監管部門要敢於亮劍，平台要承擔責任，家庭和學校要切實盡責，媒體和公眾監督要持續跟進，為孩子們筑起一道堅固而又溫暖的安全屏障。(楊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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