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北上》劇照。　尹雪峰攝

　　《北上》是一部內容與形式各領風騷又有機融合的話劇。它讓我們領略到了舞台藝術特有的魅力。

　　要說清楚這部話劇，可能先要從徐則臣的長篇小說《北上》說起。也許在多年以后，有人會將《北上》這部長篇小說讀成一部歷史——關於中國大運河的歷史。我們能想象，徐則臣在寫這部長篇小說之前，做了多麼詳細的考察工作和田野調查。那些寫運河史的史學家們，也許付出的精力比徐則臣還要多。他們看了許多歷史記載、面對了許多有關運河的文物，但是徐則臣感應歷史的方式與史學家們大不一樣。他感應歷史的方式，是一個文學家的感應方式，與史學家們的興趣點、關鍵點也不一樣。

　　一部寫個人經驗的小說，也可以呈現出豐厚的、博大的集體記憶﹔一部虛構的文學作品，也可以呈現出堅不可摧的歷史真實。這大概是小說存在的理由之一。

　　那麼，話劇《北上》是否延續了小說體現的歷史精神呢？我以為是延續，並且很好地延續和發揚光大了。杭州話劇藝術中心選擇《北上》進行改編的原因，大概其中也有這一點：作品的歷史感。劇中，從杭州到揚州，從揚州到淮安，從淮安到聊城再到通州，我們看到的既是船的航行路線，又是歷史演進的路線。小說深邃的歷史感，原先在文字裡，現在在舞台上，在燈光裡，在造型裡，在表演中，相對於小說而言，“歷史”變得更加直觀。

　　從這個意義上講，話劇《北上》已經不再是小說《北上》。

　　我們大概都注意到了這部話劇別具一格的架構：它既有豎線，又有橫線，既在從前，又在現在——從前與現在經常是在同一個時間內於舞台同一空間中進行的。它們彼此是獨立的，但又是相互呼應的。

　　這樣一種架構方式，也是吸納了小說的結構。小說《北上》寫的是一條蜿蜒中國南北的河。寫河流，很容易就會“順流而下”，按河流的流淌方式，將作品搞成一條河的架構。順時序、順空間前后，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徐則臣打破了我們的預測。小說時間從1901年一下子跳到了2012年、2014年。當我們以為它要成為河流架構時，它又跳回到1901年，甚至溯流而上，到了1900年，最后又寫到了2014年。正是這種別出心裁的架構，讓我們讀出了歷史的千回百轉、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記得2019年，原著小說《北上》研討會上，我曾說：“這種安排，是否有值得我們探究的意味呢？但至少構成了一種閱讀的魅力。”加之敘述人稱的改變，我們不住地猜測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系和來龍去脈，我們一定會有人世無常卻有常的感嘆與對命運的哲學思考。

　　通常，我們會說，小說是一門說事的藝術，哲學是一門說理的藝術。但，我另有看法：小說完全可以說理，關鍵不在於說，而在於怎麼說。小說本就應該給人“理”：人生的理，生活的理，事物的理，天地的理。小說《北上》離不開這些自然流淌在字裡行間的理。書中有很多精彩的富有哲理的句子，它們順理成章地鑲嵌在行文中，使這部小說變得厚重、富有力度，還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話劇與通常的小說相比，它不僅是說事的，還是說理的，而且后者有時比前者更重要。在話劇《北上》中，我們已經充分領略到了這一點：四周一片寂靜，眾多人物似乎都處於靜止狀態，而隻有一個演員富有感染力的長段獨白，有力地震撼著觀眾的心靈。

　　話劇的說理會使劇場籠罩著理性的光芒，而在“肯定之否定”的雙方對峙中，那“理”就像反復打磨的劍，越來越亮，越來越鋒利，結果就是觀眾被“理”征服。而舞台獨白，其實也是在“肯定之否定”中進行的，我們在話劇《北上》中完全可以感受到這一點。說理之所以極富感染力，還因為它的說理總是與情聯系在一起的——無論是小說還是話劇，其實都與情有關。

　　話劇《北上》驗証了“形式即內容”的論斷。這是一部充滿形式感的話劇。它改變了我從前看《櫻桃園》《茶館》等話劇的記憶。一個舞台，在形式上變化萬端，讓人驚嘆。旋轉的舞台，或升或降的船——那船本身就富有形式感。在背景幕上徐徐降落的角色名字、燈光、布景、道具，舞台上的一切，莫不具有形式感。但觀眾喜歡，因為這些都是“有意味的形式”。當那隻飽經滄桑的船在舞台上徐徐上升，最終定格於空中時，一個詞在我心中升起：永恆。小說是時間的藝術，戲劇是空間的藝術。一個有限的舞台空間，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北上》的“畫面感”，是我個人話劇欣賞經驗中感受最為鮮明和深刻的。它數次讓我想到了繪本：我寫了本子，而那個畫家——當然是一個出色的畫家，在完成插畫時，絕不是對文字的解釋，而是再創作。徐則臣的小說與話劇在舞台上的展示，非常像繪本中文字作者與畫家的關系。那些畫面，許多是徐則臣小說中並沒有的，他只是寫了一句，並無具象，但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話劇中生動的畫面。

　　觀看話劇《北上》，我領略到了庄嚴。所有演員演出的認真，包括那些負責燈光、舞美等人員的認真，讓人肅然起敬。期待日后，話劇《北上》經過進一步修改、潤色，成為中國當代戲劇史上一部具有經典性的作品。（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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