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陳忠實先生所著小說《白鹿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被譽為關中平原上的“百年孤獨”。書中描寫了生活在關中平原的白、鹿兩大家族在清末民國時期近五十年的爭斗。同時，也展現了傳統中國在近代化轉型過程中農村社會的變遷，以“李寡婦賣地案”為例，本案反映了傳統社會中儒家“無訟”觀念對解決鄉村糾紛的影響，體現出鄉賢在鄉村糾紛解決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白鹿原》中的“李寡婦賣地案”並不復雜，在關中白鹿原上，土地和水本是稀缺資源，帶有灌溉水源的土地則更為稀缺。白家族長白嘉軒家裡的佃農因欠債想要將家中的水地賣與白嘉軒，白嘉軒同情佃農，因此以在市場價之上“再加三斗”的高價買下了水地。白鹿原小姓李姓中有個寡婦，獨自拉扯幾個孩子，李寡婦迫於生活，又聽到白嘉軒以高價買地，便將先前借貸抵押給鹿子霖的半畝水地賣給白嘉軒。李寡婦“一地二賣”成為引發白鹿兩家恩怨的根源，白嘉軒、鹿子霖兩人由口頭爭端發展至打斗，最終引發了兩大家族之間的械斗。白、鹿兩人爭執不下，訴至縣衙。

　　白嘉軒找到姐夫朱先生，求他知會縣官，以求得勝訴。鄉賢朱先生給白嘉軒寫了一張紙條，讓他回家再看。回到家后，白嘉軒迫不及待地打開紙條，紙條上寫了一首詩：“倚勢恃強壓對方，打斗敗訴兩敗傷。為富思仁兼重義，謙讓一步寬十丈。”

　　晚間，同為鄉賢的冷先生作為中間人來調解二人的矛盾，也拿出了朱先生送給鹿子霖的紙條，內容與送給白嘉軒的內容全部一致。在朱、冷兩先生的調解之下，白嘉軒與鹿子霖最終言歸於好，兩人不僅都沒有再要李寡婦的地，反而周濟李寡婦幫助她渡過難關。此事傳揚出去，滋水縣令古德茂大為感動，將白鹿村封為“仁義白鹿村”並刻碑，還親自將碑立在白鹿村祠堂院子裡，自此白鹿村被人稱為仁義庄。

　　（二）

　　“李寡婦賣地案”反映了傳統社會中儒家“無訟”觀念對民間糾紛解決的重要作用。“無訟”觀念旨在通過調解、協商、教化等途徑來實現社會和諧，減少矛盾，所以“無訟”即體現為“禮之用和為貴”“仁者愛人”“克己復禮”，待人以“中庸之道”，防止激化矛盾，反對採用極端的手段加劇社會沖突。朱先生勸誡雙方都各自退讓、以和為貴正是“無訟”觀念的典型表現。

　　土地糾紛是傳統社會最為典型的糾紛類型，也是處於行政最基層的州縣最常受理的案件類型之一，對於這類田土、戶婚以及輕微的刑事案件，官方稱之為“細故”案件，這類案件由州縣官自理，不必上報上級行政單位，因此處理“細故”案件是州縣最基本和日常的工作。對於大多數民間糾紛，最為方便的解決方式就是通過民間的糾紛化解機制，在案件被訴至官府之前便順利解決，傳統社會中的鄉規民約、族法家法和鄉賢士紳等便是民間糾紛中最為常見的調解依據和最常見的調解人，官方也依賴這類民間調解機制化解糾紛。在白鹿原，以白嘉軒和鹿子霖為代表的宗族鄉紳居於一族之長的地位，他們制定族規、懲戒族人、興辦學校，是基層治理的主要力量，能有效地在白鹿原發揮作用，使得村民免於再行訴至縣衙。

　　“細故”案件數量龐大，而清代州縣政府又常面臨人員不足的問題，因此在“細故”案件審判中常採用靈活方式減少訴訟壓力，比如在案件審理中對雙方進行“調處”並以儒家道德教化，或“官批民調”，令鄉保、紳士、族長等各類民間或半官方人士參與調解，甚至已經受理的案件經由民間調解得以解決，州縣官也不加阻攔，反而會大力支持。在“李寡婦賣地案”中，白、鹿兩人已經訴至縣衙，但在朱、冷兩位先生的調解之下重歸於好，縣令古德茂並未認為有何不妥，反而親自刻碑予以表彰，這不僅體現了傳統社會官方對於民間糾紛解決機制的依賴程度，也對民間“無訟”觀念予以認同。

　　（三）

　　“無訟”理想的實現有賴於建立有效的官民合作機制，民間精英的廣泛參與是溝通官民的重要途徑。《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就是這類傳統“鄉賢”典型，他“自幼苦讀，晝夜吟誦，孤守書案，多年苦心孤詣鑿研程朱的獨到見解，立志弘揚關中學派的正宗思想”，效法關中學派創始人張載，立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擁有聖賢之才，樂於在鄉裡傳道授業，以通俗的鄉語教化百姓：“不讀聖賢書，隻知點蠟燒香，怕是越磕頭越昏了！”在白、鹿兩人糾紛中，他勸諭雙方作為族長要以身作則，相互退讓，施行仁義，使他們重歸於好﹔他為白鹿原興修祠堂、學校，制定鄉約，踐行教化之職責，受鄉裡百姓愛戴。同時，白嘉軒在打官司時要朱先生知會縣令，也說明他的德行學問可以對官方產生影響。這類能使官方教化與民間利益相互溝通的人，正是官方在民間糾紛解決中所依賴的。

　　“李寡婦賣地案”作為“文學中的法律”，其文本與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氣質緊密相連，啟示我們靈活的民間調解機制是古代也是當代社會基層治理中的重要方式之一。（陳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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