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農歷新年后上班第一天，記者就碰上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拉不開栓了……

　　法庭綜合辦公室主任耿希是法庭的“大管家”，事無巨細。這天她早早起床，驅車20余公裡到單位，整理好儀容，准備陪同庭領導向來自五湖四海的家人們拜年。

　　“法庭目前有278人，其中約70%的人員家在外地，今天大家都按時到崗。”話畢，耿希抄起電話開始布置工作。

　　8點左右，庭領導巡樓拜年，大家歡聲笑語，不放案頭工作。緊接著，分黨組擴大會議召開，分黨組成員、各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議。

　　9點整，第四合議庭審判長徐燕如已穿好法袍端坐在第十法庭敲槌了。這是新春后的第一場庭審，徐燕如做了充分的准備。他打趣道，在准備過程中難度最大的，“是如何在前一天買到返回北京的票”。

　　10點多，記者正准備見縫插針到法庭多功能廳採訪，卻被第二合議庭審判長羅霞“霸了場子”。“玉米怎麼賣？大豆多少錢？蘋果屬於什麼品種？”第二合議庭全體成員七嘴八舌地討論著。記者聽到他們討論“蘋果”，看著宣傳片裡正好播放法庭處理手機標准必要專利案件中的“蘋果”，頓感技術類知識產權領域“上天下地”之廣闊。

　　下午2點半，法庭召開全庭會議，黑壓壓的隊伍上樓開會。兩個小時后，各支部黨會召開。一直到5點，規定的下班時間到了，但沒人離開，採訪也就在這個時候正式開始……

　　應運而生，不辱使命

　　5年前，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庭長的徐燕如接到交流到最高法知產法庭的函時，整個人熱氣騰騰。

　　當時的最高法知產法庭還是半工地狀態，施工隊在現場掄著大錘進行裝修，粉塵飄散，干警們上班要戴著口罩、塞著耳套。徐燕如倒不在乎，他興奮地感到，“自己的人生將在這裡和中國知產審判法治進程同頻共振”。

　　上個世紀60年代起，主要發達國家和創新型國家紛紛設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將知識產權保護推上新高度。隨著科技進步、時代發展，我國與國際社會不斷接軌，如果不能平等保護好本國和外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合法權益，勢必影響我國的技術創新發展和對外開放水平。

　　盡管當時各地的知識產權審判都有不同程度進展，但對於從事知產審判的法官來說，他們對最高法知產法庭成立前的全國知產審判的情形有著最直觀的感受——“由各高級法院二審，裁判標准不光全國不統一，甚至本省都不統一。”“民事侵權程序與行政無效程序二元分立的模式會嚴重影響到訴訟效率，好些案件隻能等行政訴訟出結果才能繼續進行，談何效率？”“很多當事人還擔憂存在地方保護。”徐燕如說，裁判標准不統一、訴訟程序復雜等問題不解決，消磨的是人民群眾對知產審判的信心。

　　2018年10月，黨中央站在建設知識產權強國和世界科技強國的國家戰略高度，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知識產權法庭，統一審理全國范圍內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極大振奮了全國知產人。”徐燕如說。

　　2018年底，最高法知產法庭挂牌前夕，借人又借房。

　　先是向北京互聯網法院借了幾間辦公室，而后又從全國各地征召知產審判人才，並面向專家學者、律師、專利代理人等知識產權領域相關專業人員，公開選拔從事專利等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高級法官。何雋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何雋正在清華大學法學院擔任副教授，在知識產權領域深耕十余年。得知最高法知產法庭公開選拔的事，何雋作了慎重的思考——已經過了“非升即走”的階段，留在學校潛心鑽研學術，日子會很好過。去到法庭一切要從頭來過，挑戰重重，將來不知道會怎樣。去還是不去？“其實挺糾結的。”

　　可以預見的是，最高法知產法庭的建設包括后續的發展，必定是中國知識產權審判事業中的一個裡程碑。從一個法律人的角度來講，如果沒有實踐經驗，終歸是遺憾的。從個人發展的角度來講，參與推進歷史進程的機會並不多。“我覺得最終能在國家需要和個人發展上找到結合點還是挺好的。”在得到學院領導、家人的支持后，何雋報了名。

　　以前給學生講案例，“用的都是別人的東西”，今后要自己審案，何雋希望“不斷辦出精品”。

　　在接到第一起案件后，沒開過庭的她虛心請教同事，反復觀看以前的庭審錄像，認真研析案情，查閱相關資料，為庭審做足准備。那會兒正是疫情比較緊張的時候，她在家裡通過網絡庭審順利完成了第一次身份轉換，“那種美妙的感覺至今還記得”。

　　袁曉貞交流來最高法知產法庭5年了，她至今仍和60多位從全國各地法院挑選來的同志住在隔著兩條街的國家法官學院的宿舍裡。雖然很小的一間屋子裡擠著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但能從地方來到最高法鍛煉，讓她很知足，唯一的困擾是“好長一段時間不敢和家裡人打視頻”。

　　一同住在國家法官學院的同志們組建了一個群，大家平時談工作聊生活開玩笑，覺得一起加班都有樂趣。“疫情封控的時候大家相互理發，一起過年，互相為彼此提供情緒依靠。”袁曉貞說。

　　如果用一個字概括法庭的氣氛，就是“卷”。歐宏偉就是那個率先在法庭“卷”起來的人。

　　“當時決定來法庭，身邊的好多同事是不支持我的。”在深圳中院做法官，薪資待遇都不錯，孩子還小，“你去了就是栽樹，給后人乘涼的”，可歐宏偉不這麼想。

　　“生逢盛世當不負盛世，生逢其時當奮斗其時，我熱愛知產審判事業，能從地方看最高，反過來從全局看一域，這種機會多難得。”歐宏偉說來就來。在最高法知產法庭工作的4年間，歐宏偉“周六保証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証”，他每天雷打不動清晨五點半到崗，晚上最早也要八九點回宿舍。

　　“加班不利於身心健康，但實在講，離開家就省了做家務、帶孩子，除了工作也沒什麼可做的了。”“無事可做”的歐宏偉用這些時間看案卷、寫文稿、做調研等，連續4年每年辦案量遙遙領先，忙碌填滿了身在他鄉的每一天。“就像回到了大學時候，生活簡單純粹，很享受。”歐宏偉表示。

　　5年了，最高法知產法庭至今仍借用北京互聯網法院大樓辦公，從建庭時的近百人發展到現在的近三百人，辦公地愈發緊湊——人均面積不到5平方米。案卷太多壓壞了地板，坑窪不平隻好修修補補。三個鐵皮櫃圍起來就是更衣室。桌腿高低不平，兩張桌子拼一起才能穩當。法官合議的辦公室，收收腿勉強能坐下4個人……

　　但就是在這裡，這支來自五湖四海、拋家舍業聚到一起的隊伍，做成了也做好了知產審判這件事。截至2023年12月31日，法庭共受理案件18924件，審結15710件，審判質效明顯優於改革前，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體系不斷完善，技術類知識產權和反壟斷司法審判持續強化。

　　中國科協、中國法學會對最高法知產法庭試點情況進行第三方評估，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了專題審議，一致認為，試點已經取得改革的預期目標，出色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

　　田間地頭是否也有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離我們有多遠？它可能是化身在九天之外宇宙飛船上的一個小芯片。知識產權離我們有多近？它可能就出現在山東果農張大爺的果園裡。

　　“俺沒有違法，俺們全村都種這種果樹！”“啥是侵權，俺不懂！”這是在山東經營某種植園的果農張大爺幾次三番打電話給最高法知產法庭法官助理徐世超說的同一番話。活了大半輩子，稀裡糊涂地就當了被告，張大爺滿肚子的苦水倒不出，一得閑就電話“轟炸”徐世超。

　　張大爺是某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的被告，因為私自出售繁殖材料而侵權，但他不明白為什麼村裡經營種植園的果農都這樣種，就他違法了？

　　徐世超耐心向張大爺做判后答疑工作，告知其如果出於商業目的種植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便屬於侵權行為。

　　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大多和農民有直接關系，“要通過釋法說理糾正村民們的觀念，即使人人都這樣，也不代表這是正確的。”徐世超說，村裡大爺大媽看到別人被判決賠償，了解情況后一傳十十傳百，就不會再侵權了。

　　“其實不光是張大爺，農村地區法治意識淡薄，他們可能認為知識產權是遙不可及的一種陌生權利。”第二合議庭法官助理董寧說，有時候，侵害知識產權就發生在田間一顆小小的種子裡，“我們會一視同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農田裡，緊緊守護小小種子。”

　　談及知產審判的專業性，董寧也講道，自己本身是法學專業出身，對理工類的知識壓根不懂，但為了辦案不得不重新拿起高中的物理化學課本去學習。“時間久了，發現植物新品種領域蠻有趣的，現在去超市能很快辨識水果的新品種是哪些。”

　　2021年的“香蘭素”案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這起案件所涉刑事和民事糾紛前后歷時十余年，民事案件一審法院認定侵權並判賠350萬元，最高法知產法庭二審改判賠償達1.59億元。

　　作出如此大額改判，二審承辦法官劉曉軍坦言：“承擔了極大的風險和壓力。”

　　接到案子時，劉曉軍反復琢磨，產生一系列疑問：被告是否實施了侵害涉案技術秘密的行為，雙方爭議的焦點是什麼，原審法院確定的損害賠償責任是否合理……充分考慮后，他列出9條考慮因素，提交給合議庭。“經過多次交換意見，合議庭通過全面把握事實依據，進一步查明了更多侵權事實，最終支持了我的8點考量，作出改判。”

　　劉曉軍根據8點意見寫出了長達4萬余字的判決書，這份情理兼容的文書之精彩，至今仍被業界津津樂道。他說，“寫一份經得起考驗的判決最難的就是說服自己，法官除了要厘清事實外，還要厘清思路，不斷變換角度，讓雙方信服，讓全社會信服。”

　　隨著經辦的案件越來越多，何雋不斷總結思考，發現了辦案中的一些問題。

　　例如在改判一起上訴案件時，何雋發現一審時當事人提供了大量的事實，但由於一審法官對法律邏輯沒有把握透徹，導致適用法律時忽略了這些事實，使得裁判出現偏差。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講到的，‘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何雋說，法官審理案件時需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二者同樣存在類似的邏輯關系，“隻有深刻地理解了法條的邏輯結構，才能發現那些作為案件審理不可或缺的事實。”

　　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強，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裡。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起步晚，一些基層知產法官審判經驗少、專業領域知識少，辦案時機械地依靠司法解釋，因此對於案件中的很多細節把握不到位，但我們要有信心，“就像男生為女朋友買口紅挑色號，可能一開始根本get不到色差。這是一個過程，需要時間。”何雋說。

　　用穩定的機制帶好不穩定的隊伍

　　談到當前法庭面臨的最大問題，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當前這支隊伍的不穩定，審判人員特別是法官助理主要靠各地法院派員交流到法庭鍛煉。

　　在最高法知產法庭9樓走廊的兩面牆上，一面是在職法庭干警的大頭照，另一面是曾經在此工作的干警大頭照，兩面牆僅有兩名同志光榮重疊——曾經在此工作，離開后通過遴選考試又回來了。

　　鐵打的知產法庭，流水的干警。如此之大的人員流動，如何確保案件質量？

　　“建庭以來，到庭開展崗位交流鍛煉的有全國160家單位262人”“好多法官助理剛帶熟了，就到期返回原單位了”“我從到這裡工作算，帶過的法官助理大約有30人了”……採訪中，大家針對此事紛紛“吐槽”。

　　“為確保不影響案件質量，庭領導們開過好多次會，最后決定建起一套機制，哪怕人來人往，都可以在這套機制裡發揮作用。”最高法知產法庭黨務廉政專員郎貴梅介紹說。

　　“法庭通過專業法官會議制度和定期發布裁判要旨、典型案例等，確保法律適用統一。”廖繼博是訴訟服務中心主任，在她的帶領下，每年春節前后經她和訴服中心其他同事逐字逐句推敲、打磨、核校的年度典型案例和裁判要旨，深受一線法官歡迎。

　　記者看到，這厚厚的兩本白皮書是法官們的案頭必備，好多法官表示，“遇事不決總能在書中找到答案”。

　　為確保自身裁判標准的統一，最高法知產法庭不斷健全審判權力運行監督制約機制。建庭5年來，累計召開專業法官會議271次，討論案件1406件。“我們固定在每周四召開一次，一次開一天，經常要開到晚上八九點。”廖繼博介紹，如果沒有既往的裁判規則可參照，那必須要上法官會議。

　　“法官會議要求很高，都要做PPT，要有一個完整格式要素的審理報告，各項事務一目了然。”廖繼博說，法官會議后，合議庭要反復打磨裁判文書。“因為我們代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從我們這裡出去的任何一個文書都會被全社會圍觀，因此我們必須追求極致。”

　　同時，法庭積極探索專利民事與行政案件協同審理機制，努力推動在上訴階段實現關聯案件同期到庭、協同審理、同步裁判、有效縮短糾紛解決周期並確保權利要求解釋統一。“民行協同審理的案件，就像一個身患多疾的病人入院，不同科室的醫生同步治療，會大大加快出院時間。”訴服中心法官助理高雪說。

　　對下指導是法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職能。2022年，法庭內部推出了一項制度，每名法官在結案后，要通過辦案系統填報案件信息反饋表，庭領導審批后下發給條線法院，主要針對的是案件辦理過程中發現的一審法院裁判文書撰寫制作、案卷裝訂等有無問題。郎貴梅介紹：“雖然這是法庭的自我加碼，也確實增加了法官的負擔，但是從長期看，絕對是減負。下級法院的審管辦有了抓手，好多瑕疵問題就能有效解決。”

　　法庭還通過定期舉辦“新知講堂”等條線法院培訓，對發改案件進行深度分析，探索與各地法院及國家知識產權局建立人才交流培養常態化機制，為國家培養儲備了一批高素質專業化復合型知識產權人才，促進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讓全國一盤棋，用同一套法槌，講同樣的法理。

　　帶好隊伍，關鍵在人。法庭根據需要將審判人員分成了18個合議庭，每個合議庭都由審判、管理經驗豐富的審判長帶隊，“他們就像太陽，像粘合劑，像定海神針，定案定責定人”。而審判員、法官助理就像圍繞太陽的恆星，雖然繁多，但不阻礙他們規律運行，發光發熱。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每個被投到法庭“煉丹爐”裡錘煉過的干警，在離開法庭的時候都會身懷絕技，把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經驗帶往全國各地法院。

　　“這種人才培養還不同於課堂上的專題培訓，他們從實踐一線回到原單位都成了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干，這對於降低各地一審知產案件的上訴率也有直接影響。”法庭分黨組副書記、副庭長郃中林從一域看全局，他笑稱：“這也算是一種訴源治理。”

　　“在未來新的征程上，我相信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還將繼續用好用足各項法律措施、健全裁判規則體系、完善審判機制體制，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有效激勵創新，為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和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提供強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法庭成立五周年座談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閻建國表達了美好寄語。（張 悅  林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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