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爭破壞等原因，明朝以前有關雲南的歷史記載稀少、分散，且多出自雲南之外的中原人士。到了明朝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如清朝乾嘉時人曹樹翹所著《滇南雜志》，所列的滇人寫作書目，就是“自明始”。這就導致要了解雲南歷史尤其是明以前的歷史，缺少本土人士的資料可征稽，進而影響中原人對雲南歷史與現實的觀感與評價，雲南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認同以及在與中原人士交流過程中的自信。隨著元明以來雲南與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日益頻密而深入，雲南學人也不斷努力因應中原人士對雲南的一些不當觀念。而到了近代，雲南學人除了繼續努力消除這些不當觀念外，又由於西方的入侵，加入了應對西方入侵的因素，這成為近代雲南學人的兩大主要使命。

一、因應內地對雲南的不當觀念

近代雲南學者夏光南在其所著《元代雲南史地叢考》中說：元朝以前，“中原人士，漠視邊徼，於是二千年中，開發西南之華族，皆被目為蠻夷，其較有價值之史料，亦為學者所誤解、所摒棄，而邊事亦遂不可問”。雖然政治上的相對隔絕狀態才是中原人士對雲南認識不清的主因，而並非所謂“漠視邊徼”的主觀意識，但他所說的中原人士對雲南的長期不當看法，則是符合歷史實情的。

雲南自秦漢時期即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之后雲南出現的南詔、大理國與中央王朝雖有交往，但是處於相對獨立的地位。直到元朝征服大理國，雲南才又重回中央王朝統治體系。政治上的統一，使雲南與中原的交往更加密切，物質文明、文化狀況多受中原浸染而與之多有趨同之處，是故雲南人已不能再容忍中原人士對雲南的種種不當看法。明朝嘉靖時期的永昌府人、曾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張志淳，就對中原人士於雲南的不當認識多有反駁。如對於中原士大夫把雲南人使用貝幣視為“遺俗”，他以古書記載和一些漢字多用貝字為部首，說明用貝幣原是中原古制，反駁中原士大夫的“譏誚”。而這種意識在近代雲南學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如上述夏光南針對中原人士的“漠視”，強調自庄蹻開滇以來，雲南就深受中原的影響。在另一著作《雲南文化史》中，他也提出“雲南文化之無異於中原也”。

再如清朝嘉慶時保山人袁文揆編輯《國朝滇南詩略》，光緒二十六年（1900）河陽人羅瑞圖又將之重印，並為之作序說：“獲是書者，可以觀鄉先達之品量功烈，以及學術經濟文章，即就此考獻征文，亦足以備滇南掌故。此則瑞圖重刊廣布之愚意，亦以藉慰蘇亭昆仲當年輯刊之苦心。……其嘉惠滇人士豈有極哉！”他重印此書的目的，在於通過對它的傳閱，傳承弘揚先賢的文學成就、心性品德，以備人們了解雲南掌故所用。而他說地處邊陲的雲南，自明代以來“學術文章經濟埒於中邦”，突出雲南在歷史上各方面的發展成就，可以與內地並駕齊驅，則是雲南長期游離於中原王朝統治之外，經濟文化等相對落后於內地，受到內地人士歧視，而自明朝實行與內地一體化的統治策略以來，其與內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漸趨繁密，差距也不斷縮小的時代背景下，希望提升雲南歷史地位，以與內地平等相視這一心態的表露。

明朝末年晉寧人擔當與內地有名學人陳繼儒、董其昌、徐霞客等交游甚密，到了近代，晉寧學者方樹梅廣搜其作品，整理成集，並且評論說：“擔當大師，詩書畫三絕，而又志節皎然。非一鄉一邑之人物，乃天下之人物也”。彰顯擔當的文學藝術成就及其在全國的地位，其內心也是為了因應來自內地人士的歧視，借此使雲南與內地比肩。

這種想與內地抗禮、爭取雲南在全國地位的觀念，不僅雲南學人，一些當時的雲南官員也是如此，由此也可以看出兩者的相互影響。如民國時期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組織當時雲南的眾多學人編修《新纂雲南通志》，為之作序，先說“滇雖文化之開化較中原為后”﹔接著說雲南在歷史時期都與中原密切交往，“吾滇自庄蹻開疆，爨、蒙世傳，南詔、大理相繼建國，元、明、清代設置行省，上下二千年，恆與中原呼吸相通，有綦切之關系”﹔最后說“民國而后，護國、靖國諸役，滇人所靖獻於國家者，其勛烈尤度越乎前代。是知滇之史實，即國之史實也”，列舉一系列“鄉賢”，“或以經文緯武之資為國棟梁，或以法言躬行之德垂范鄉裡”“皆國中有數人物”“豈嘗遜於中原哉？”。其要義是為說明，雲南歷史上就與中原地區往來密切，在古代就有政治、文化等諸方面人才在全國嶄露頭角，為國家和鄉邦作出重大貢獻，“滇之史實，即國之史實也”。

二、應對西方的侵略

近代，隨著英國、法國對雲南的殖民侵略，雲南學人有感於此，研究撰述地方歷史的動機，也加入了應對西方侵略的內容。

嘉慶時浪穹人王崧，受雲貴總督阮元邀請參與編修《雲南通志》，他借此機會，“搜集前人記載滇事之書六十一種，匯為一編”，形成《雲南備征志》這部雲南歷史資料匯編。該書咸同年間毀於戰火，近代呈貢人秦光玉經過多年努力，又搜集到全部書稿，宣統元年由代理學使郭燦重新印行。葉爾愷為之寫序，開篇就提出：“滇界中國之極西南隅”，應是跟當時雲南被法國殖民侵略有關，有些今天宣示主權的意味，明確雲南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他認為重印《雲南備征志》，“至足寶貴者厥有三端”：“其可寶貴者一，掌故備藏，既無專司，僅恃耳目，難語精核，非失之略，即病於蕪。茲則支字單詞必有按據，排比整練，剪裁得法。其可寶貴者二，剩簡遺文，足資考証，而流傳既久，部目俱湮。茲則於史傳外，凡私家著作有關故實者，罔不力攟博拾，存雅祛鄭，是書存而附麗以俱存者非鮮。其可寶貴者三，是固當與師荔扉之《滇系》並垂來葉，藉以存南服之逸獻，而備國史之取材矣。抑余尤有慨者，今天下自變法以來，士趨新尚，迻譯之冊充箱照軫，前民典籍棄同芻狗。故雖學校林立，而欲延宿學之儒主邦教之席者，曾不易覘。蓋歷史地理之觀念，或幾乎熄焉！今是書既行，覽觀者摩挲金碧之故跡，深究夫廢興遷轉所由來，庶或於研討新理之余，益觸其愛國愛鄉之思，則尤余之所殷盼不置也。”葉氏說重印此書，具有三個重要意義：收錄有關雲南的可靠歷史材料，保存各種史籍，為研究地方歷史、中國歷史以及兩者的關系提供素材。尤其他提出近代西方文化強勢進入，國人強調學習西方變法自強，隻重翻譯外國書籍，本國古籍則被輕視，因此他認為此書的重新刊行，人們可憑以了解雲南地方歷史及其演變歷程，保護鄉邦文化，激發愛國愛鄉情思。這在當時普遍仰慕、學習西方文明，忽視甚至否定本國傳統的思想界，確實是一種不乏冷靜理性的見解。

葉爾愷為應對西方國家侵略、瓜分雲南的言論，注重闡發歷史雲南與當時雲南的關系。1906年化名“迤南少年生”在日本東京留學的雲南學生則提出：“自庄蹻開邊，變服從滇，歷蒙及段，蔚為大國，滇之同化力，殆不少矣。元明以來，為我族殖民之范圍，禮樂文章，彬彬稱盛。尤著者，特立獨行之氣概異於各省。”這一言論明顯不同於上述被動地對中原人士的歧視觀念加以辯駁，或將雲南比附內地的說法，而是反過來強調雲南文化對內地文化的“同化力”，雖在元明時期受到內地漢文化影響，但仍“特立獨行之氣概異於各省”。

三、余 論

出於強烈的愛鄉意念，近代雲南學人為了因應長期所受的內地的歧視，應對近代面臨的西方入侵的危機，通過搜集、整理、匯編雲南歷史文獻和研究撰述雲南歷史，從而將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學術與政治、自身與桑梓連接了起來，體現的是一種連接古今，以學術研究服務桑梓和國家的使命擔當。

撫今追昔，新時代的雲南學人仍然需要繼承前人的家國情懷與使命擔當，放眼雲南當今與未來的高質量發展，為推動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建設取得新進展，作出自己的應有貢獻。（作者系雲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昆明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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