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地形圖，我們會發現，成都位於我國西南地區的四川盆地，地理上十分封閉：北邊是大巴山脈，東邊是巫山山脈，西邊是青藏高原，南邊是雲貴高原。自古以來，交通就十分不利。李白的一首《蜀道難》，“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給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追溯起來，成都城市的崛起源於都江堰工程的建設。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工程是一個兼有防洪、灌溉、供水、航運等多種功能的綜合性樞紐工程。它的建成，使成都成為名副其實的“天府之國”。《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而成都，不隻有都江堰。

站在萬裡橋，看到杜甫門口的東吳船

很多朋友都熟悉大詩人杜甫的一首詩：“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裡船。”當時（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一家避安史之亂來到成都，在朋友的幫助下，在成都萬裡橋東邊不遠的浣花溪畔籌建茅屋草堂。次年春，茅屋落成，稱“成都草堂”。

這首詩創作於草堂剛剛落成、乍暖還寒的初春時節。杜甫身居草堂，可以看到不遠處的萬裡橋邊，帆檣林立，停泊著不少來自或將要發往萬裡之外的吳地的船舶。唐代成都就能直接與萬裡之外的東吳、也就是長江下游的建業（今南京）通航。其實，早在都江堰工程完成后，成都就成了長江上游的水運中心。萬裡橋的得名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據《三國志》記載，三國后期，關羽大意失荊州，被吳國殺害。劉備率大軍攻吳又大敗，兩國關系降到冰點。諸葛亮認為，蜀漢雖號稱天府，十分富庶，卻不足以單獨與佔據黃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必須連吳抗魏，才能圖存。

為了和東吳搞好關系，225年，諸葛亮派機智善辯的費祎出使吳國。諸葛亮親自為費祎送行，費祎也深知諸葛亮的心思。在將要登舟之時，他站在橋頭，握住諸葛亮的手說，“萬裡之路，始於此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費祎從成都出發，進入岷江，再沿岷江進入長江，沿長江東下，直達吳國都城建業。見到孫權后，費祎深入剖析了吳蜀聯合抗曹的必要性，得到東吳的認同。此后雙方恢復友好關系，沿長江往來不斷，諸葛亮為費祎送行的那座橋就被命名為萬裡橋了。到了唐朝，萬裡橋畔，酒店林立，游人如織，是一個繁華的市井空間，正是當年杜甫看到的情景。

蜀錦濯出了一座錦官城

杜甫在成都還留下了另外一首很有名的詩《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為什麼把成都稱作錦官城呢？

成都平原盛產桑蠶，織錦業發展很早。到了漢代，在成都笮橋南岸有個錦官城，是政府設立的專門負責織錦業務的地方官居住和出產蜀錦的地方，是成都的工業區。蜀錦織造工藝流程中有一道重要程序，就是在流經城南的流江水中“濯錦”，即漂洗半成品的蜀錦。用江水漂洗過的蜀錦顏色鮮艷明麗，十分漂亮。所以，成都人干脆把流經城南的一段江水稱作“濯錦江”，簡稱“錦江”。再后來，成都也就被稱為錦城、錦官城了。

錦是有彩色花紋的絲織品，用染色的熟絲線織成，是絲織品裡的精品。唐朝時期，蜀錦進入發展的又一個高潮，成為向朝廷的貢品。

根據《蜀中廣記》卷67，唐中宗特別寵愛安樂公主，公主出嫁時，中宗給她大量珍貴的陪嫁，其中包括特意為其定制的一件蜀錦裙子“單絲碧羅籠裙”。這條裙子由細如發絲的金線織成花鳥，鳥的眼睛、鼻子、嘴巴、羽毛等都栩栩如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魯番進行考古發掘時，一個貴族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織錦。經鑒定，這些織錦的年代屬於南北朝到唐朝之間，而且絕大多數是蜀錦，這成為陸上絲綢之路上蜀錦大量流通的重要証據。而且，蜀錦還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行銷海外，日本的博物館裡就保存有唐代蜀錦。

亡國之君創造了春聯與官箴

歷史上，成都先后成為古蜀國，三國時期的蜀漢，五代十國時期的前蜀、后蜀等割據王朝的都城，還一度成為唐王朝的陪都。在此過程中，成都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很大，除了都江堰工程、蜀錦之外，其他的比如，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我國最早的紙幣——交子、中國文化遺產的標志——太陽神鳥等，都出自成都。

就連被史家看作亡國之君的后蜀國君孟昶，也給后世留下兩樣珍品：一樣是春聯，另一樣則是官箴。

我國最早的春聯可能出自孟昶之手。《宋史》記載，后蜀時期，每到除夕，孟昶都讓翰林學士在桃符上題寫一些吉祥如意的迎新文辭，在新年開始的這一天，把桃符挂在后宮寢殿的大門兩邊。

在后蜀被北宋滅亡的前一年（964）年末，北宋大軍將要兵臨城下的消息已經傳開，但為了穩定軍心民心，孟昶還是照例讓翰林們題寫桃符迎接新年。翰林學士幸寅遜等早已如驚弓之鳥，人心惶惶，絞盡腦汁想出來的詞都被孟昶否定了。

最后，孟昶命人拿筆墨，略一思索，在桃符上寫下了這樣一幅春詞：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平仄押韻，對仗工整，用詞貼切，滿含吉慶，充分顯示出孟昶的才華，跟我們今天的春聯十分相似。這幅聯語也被看作我國有史可考的第一副真正意義上的春聯。

再說官箴。在今天河南開封的開封府，也就是當年包拯審案辦公的地方，有一塊顯眼的大石頭，刻著16個字：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是從宋朝留下來的“官箴”，豎立在全國各府、州、縣衙門裡，時時告誡地方官要一心奉公，上對得起蒼天、皇帝，下對得起黎民百姓。因為刻在石頭上，所以也叫“戒石銘”。

這16字銘文最初出自誰的手呢？還是孟昶。孟昶認為，吏治乃是治國根本，在位前期曾下大力氣整頓吏治。為了誡勉地方官，孟昶特意寫了一道特殊的“官箴”詔書，頒行全國，告誡地方官。這段“官箴”詔書總共有24句話，其中就包括“爾俸爾祿，民脂民膏﹔百姓易虐，上天難欺”。

后蜀被北宋滅亡后，一些文獻資料也同時被搜羅到了北宋都城開封。當宋代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查閱到孟昶的這份“官箴”詔書時，很受感動，也覺得十分可取，所以，特意摘出其中這四句話，作為宋朝的“官箴”，頒行全國各府、州、縣衙門，成了宋朝的“戒石銘”。

（程遂營  作者系河南大學教授，《百家講壇》“六大古都”“黃河上的古都”“絲路上的古城”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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