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山村變成了仰韶文化發現地。仰韶文化發現百年，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魏興濤：仰韶中晚期已經即將或初步進入文明社會

　　近年來，河南省對靈寶城煙、北陽平、澠池仰韶村、宜陽蘇羊、鄭州雙槐樹、南陽黃山等重要仰韶文化進行發掘，取得一系列新發現。

　　靈寶城煙遺址的城、壕防御體系，回廊式建筑，制陶作坊，石雕蠶繭藝術品，可能絲綢遺存等，表明豫西晉西南地區在仰韶早期已有較高的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

　　澠池仰韶村遺址發現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紅褐色涂朱草莖泥牆壁等房屋建筑遺存﹔還在仰韶晚期和龍山時期人骨土樣樣品中檢測到絲綢殘留信息，在仰韶時期尖底瓶殘留物中發現谷物發酵酒和曲酒等。

　　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大量的農作物和正在吐絲狀態的牙雕家蠶，連同青台、汪溝等遺址發現的農業和絲綢實物等，充分証明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區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農桑文明形態。經過數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可以確定這裡是距今5300年前后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有關專家命名其為“河洛古國”。

　　近些年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各地各時期的仰韶文化，曾生發出許多熠熠閃爍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壯大轉化，有的甚至已經升華成為初步文明。其中，雙槐樹等遺址的材料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經初步進入文明社會。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館員張光輝：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開展的考古

　　1926年西陰村的發掘，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開展的仰韶考古，發現了大量以西陰紋為代表的彩陶，出土了仰韶文化首個桑蠶蠶繭，初步揭示了仰韶中期的燦爛文化成就。據統計，山西發現的仰韶遺址總數達716處，經發掘的近50處，地域分布上以晉南為最。

　　晉南素有“嫘祖故裡”之稱，在百年考古歷程中，先后於山西夏縣師村和西陰等地發現石雕蠶蛹和桑蠶繭，表明當時已經掌握養蠶繅絲技術。距今6000多年前的夏縣師村遺址，已開始修筑城牆﹔公元前6000年后，晉南仰韶先民開始流行燒制絢麗的玫瑰彩陶。

　　借助山西串珠式的走廊地形，發源於晉陝豫交匯處的西陰類型/廟底溝類型，將自身特色的玫瑰花瓣彩陶和五邊形房址，遠播至陰山南麓和遼西地區，展示了史前南北文化大融合的盛況。

　　近年來，夏縣師村、翼城北橄、臨汾桃園、離石德崗等仰韶文化遺址的聚落考古工作也取得新突破：夏縣師村遺址發現了一處3.5萬平方米的城址，系統揭露山西地區仰韶早期城垣聚落﹔2020-2021年，翼城北橄發現了仰韶中期的首個聚落環壕，面積達80萬平方米，也是目前山西所知規模最大的仰韶聚落。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馬明志：完成中國史前文化的第一次整合

　　陝西的地理位置位於中國版圖的中心位置，黃土耕地面積廣闊，水系密度較高，季風降雨較為豐沛，在仰韶時代是最為理想的旱作農耕和定居區域。據第三次文物普查，陝西仰韶文化遺址超過2000處。

　　仰韶文化第一次大規模發掘始於西安半坡遺址。半坡遺址發現於1953年春季，1954-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石興邦主持進行了5次發掘，出土遺物上萬件，主體遺存的文化性質屬於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距今約7000-6000年。1958年，半坡遺址上建起中國第一座遺址博物館，成為新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

　　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最重要、最強勢的一支文化系統，以最具特色的魚、蛙、鳥、人面、獠牙獸面紋等彩陶題材和尖底瓶等要素為標識，文化延續2000年，具有極強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可以說，仰韶文化完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第一次整合，陝西及黃土高原地區對中國歷史的整合角色，不僅僅局限於周秦漢唐，而應該上溯至仰韶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催生“最初的中國”

　　在距今6000~5300年這一中國史前時代燦爛的轉折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以晉陝豫交界地區為核心，覆蓋范圍最廣，人口規模最大，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積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礎。

　　在廟底溝類型的核心地區，最大的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次一級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遺址面積也達40多萬平方米，聚落呈現明顯的等級化。廟底溝社會“質朴執中”、重視宗族和集體事務的發展道路，如黃土般厚重，積蓄了中國式文明型國家構建的重要底蘊。

　　廟底溝風格彩陶廣泛傳播，東到大海，南抵長江，北到河套和遼河流域，西到甘肅。之后與夏王朝對應的二裡頭文化，地處中原腹地，融合各方因素，與信仰和儀式有關物品雖然吸收了東方和江漢地區因素，但都邑格局和宮室建筑繼承了仰韶傳統。

　　各地新生的古國領導者們躊躇滿志，朝氣蓬勃，有著很強的探索遠方、相互交流的欲望。他們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獲得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聖知識，這樣的交流催生了一個在地域和文化上均與歷史時期中國契合的文化共同體，因此被稱作“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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