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裝本

　　位於西安市長安區柳青廣場上的柳青雕塑

　　電影《柳青》劇照，成泰燊（前排右二）飾演柳青。

　　西安話劇院創排的話劇《柳青》劇照，林波（中）飾柳青。

　　《創業史》手稿

　　【本期主題】

　　柳青

　　柳青，原名劉蘊華，1916年出生於陝西省吳堡縣寺溝村。1928年讀小學時便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柳青把全家從北京遷往陝西省長安縣皇甫村，定居於此14年，扎根於農民中間，最終創作出了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創業史》，被譽為“經典性的史詩之作”。2019年，《創業史》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中國杰出文藝家的行列裡，柳青就是這樣一位將根基深深扎在人民中的共產黨員。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高度肯定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道路。如總書記所指出的，柳青真正做到了“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入。

　　柳青為了深入農民生活，定居在陝西省長安縣皇甫村，蹲點14年，集中精力創作《創業史》。在皇甫村“深扎”的14年間，作為共產黨員的柳青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腳上穿著爛皮鞋，褲腿上滿是泥點子，手裡拿著哮喘噴霧器，沒日沒夜在村裡和田裡轉。”他與他所塑造的青年共產黨員梁生寶一樣，“把他的一切熱情、聰明、精力和時間，都投入黨所號召的這個事業”。

　　1978年6月13日，人民作家柳青病逝於北京。他晚年仍傾盡全力創作《創業史》，雖然計劃中的四部曲最終未能完成，但他留下的豐厚的文學遺產，如燈塔一般，照耀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者。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從生活走向藝術，讓藝術回歸生活，柳青通過《創業史》給后來者樹立了重要榜樣。

　　1.“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柳青，原名劉蘊華，1916年出生於陝西省吳堡縣寺溝村。在其兄長的影響下，柳青1928年讀小學時便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學期間熱衷於閱讀左翼書刊及中外文學名著，為此后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34年轉入西安高中后，開始嘗試翻譯及文學創作，曾主編學生刊物《救亡線》。1936年“西安事變”后，任學生聯合會刊物《學生呼聲》主編，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5月，柳青前往延安，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工作，任海燕詩歌社秘書。后短暫離開延安，先后在晉西南一一五師獨立大隊任教育干事，到華北《新華日報》做駐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特派員等。1940年底回延安。1941年到1942年，創作若干短篇小說，並參與編輯《谷雨》。在此期間，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柳青也迎來了個人生活和創作道路重要轉變的契機，為此后數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生活基礎。這一被文學史家稱為“米脂三年”的重要時期，在多重意義上，促使柳青完成了作為革命作家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轉變。

　　1943年2月，“組織上決定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到工農兵的實際工作中去，從此結束那種打算長期住在文藝團體，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來加以‘想象’，就准備寫成作品的計劃。”其時，柳青因和旁人“幫助工作”式地搞了個把月選舉，“聽到一些地主千方百計撤佃以報復滅租，農民又如何進行保佃斗爭”的故事，遂計劃以此為素材，寫一部長篇小說。因此，當組織部頭一個調他下鄉時，柳青的“思想問題”並未“從基本上解決”，還為計劃中的作品的“破產”而深感惋惜。但時隔不久，當他“真正接觸了實際”，很快便慶幸“沒有機會實行那個‘計劃’”，是“佔了便宜”。

　　帶著一份寫明要“長期在農村做實際工作”的介紹信，柳青被分配到一個鄉政府擔任文書。與此前作為旁觀者以“局外人”的眼光觀察生活全然不同，在這裡，柳青需要處理大量的實際工作。“要說為人民服務，到這裡是夠具體了。”大到寫介紹信、割路條，小到吵嘴打架、咨詢種棉花的方法，“甚至於娃娃頭上長了一個瘡有無治療的方法，都應該找你”。在處理這些瑣碎問題的過程中，柳青逐漸意識到處理“群眾關系”和“干部關系”，均十分緊要，決定了你是否能夠得到群眾的支持，並推進具體的工作。“要和群眾打成一片，還要和干部打成一片，認真地做好工作。通過工作，和群眾結合。”這個時候的結合，就不是表面的，膚淺的，而是“感情上的結合”。而要完成這個重要的過程，就需要在具體工作中“逐漸地改造自己”。

　　自我改造的核心，是思想觀念的根本性轉變。為了促進這一轉變，柳青對一些事關個人觀念和情感傾向的重要問題，進行了反復的思考。諸如“人為什麼活著”“你要革命，就不能隻想吃好的”“農民為什麼勞苦”“他們怎麼那麼愛兒子和土地”等重要問題在他的腦海中反復出現。這無疑是一個脫胎換骨的艱難過程，但柳青深知自己必須“過這一關”，“假使我不能過這一關，我就無法過毛主席文藝方向的那一關”，若是如此，“我就改行了”。

　　經過對自己“短短經歷”的“沉重地檢討”，柳青得以從“城市知識分子群裡的一員”，再度回到“基本群眾”中間。這個時候，他不但和干部黨員及積極分子成了知冷知熱的伙伴，和群眾的關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黑夜開完會和眾人睡在一盤炕上，不嫌他們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我不僅不想延安，而且在縣上開會日子長了，很惦念鄉上的事。我背鋪蓋走過十字街不臉紅了，拿著農民式的一杆煙鍋走得挺得勁……

　　如林默涵所言，正是“米脂三年”期間，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指引下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轉變，使柳青成為“最熟悉農民”，並“塑造了一系列農民典型形象，反映了我國農村亙古未有的深刻變化的杰出作家”。“米脂三年”的文學成果是長篇小說《種谷記》，它之於柳青寫作生涯的最為重要的意義，是讓柳青的思想和情感發生了可謂脫胎換骨的巨大變化，為此后的“長安十四年”和《創業史》的寫作，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堅實基礎。

　　2.“真正進步的作家，在每個時代裡，都是為推動社會前進而拿起筆來的”

　　1952年春，在新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改造初啟的重要時刻，柳青決意離開北京，到西北下鄉，並表示此次下鄉后便不再離開。是年5月，寫成《和人民一道前進——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周年》，刊發於《人民文學》第6期，在該文中柳青明確表示：“高爾基和魯迅在他們開始創作活動以前和創作活動初期同樣也是讀過許多（比我們更多）本國的和外國的、古典的和現代的作品，但是他們的作品一開始就帶著獨到的思想和獨創的風格﹔因為他們是拿自己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創作的。”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個從事創作的人如果不深入生活，隻會模仿，都不是真正優秀的作家。”一言以蔽之，“一切歸根於實踐。對於作家，一切歸根於生活。”其時，“我們偉大祖國就要開始的建設，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的建設，而且是社會意識的建設。我們祖國的面貌將迅速地變化，我們人民的靈魂也將迅速地變化。”因此，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我們規定的任務是熟悉新人物，描寫新人物。就是說要我們從事人們新的思想、意識、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設工作，用新品質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眾。”到唯一豐富的生活源泉中去，發現並創造具有新的思想、情感、意志、性格的新的人物，也幾乎很自然地成為柳青返歸西北，扎根農村的重要出發點和目的。

　　是年9月，柳青落戶長安縣，暫時擔任縣委副書記，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其時，柳青已經下定決心：“長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寫作，和盡可能廣大的群眾與干部保持永久的聯系。”是故，甫入長安，柳青就參與了其時在長安縣影響極大的王莽村蒲忠智的初級農業合作社的建設工作。因有意參與互助組建設的全過程，他很快便把眼光投向皇甫村由王家斌領導的互助組中，並被王家斌這個有著新的思想和新的情感的新人物所深深吸引。王家斌對“事業專心到入迷的程度”，叫柳青感慨系之：“這最主要的是一個共產黨員——農民往社會主義去的引路人，全心全意為大伙辦事的精神啊！”

　　而且就在我們眼前，成百萬成千萬的農戶帶著各種復雜的感情，和幾千年的生活方式永遠告了別，謹小慎微地投入新的歷史巨流，探索著新生活的奧秘！當我們想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每一點成就……都是多麼不容易的時候，從我們內心能不涌起對那些為社會主義而辛苦的人們的熱愛嗎？

　　正是深深有感於此，1953年12月，柳青決意放棄已經完成二十萬字的反映老干部在新形勢下的思想問題的長篇小說，全身心投入到王家斌互助組的建設過程中，和互助組的成員一道，推動社會建設的歷史性進程。幫助王家斌互助組解決種種具體的困難，勸阻萌生退意的互助組成員，即時打消部分人心中再度泛起的個人“發家致富”的思想……這個時期，柳青比“米脂三年”更為貼近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並作為這個實踐過程中的重要一員，也完成了自我思想和情感的更為深入的變化。其時，他已經褪盡知識分子的做派，身著對襟上衣，頭戴瓜皮帽，行走在田間地頭，儼然一副皇甫村村民的形象。這種形象，即便在《創業史》出版后聲名日隆的情況下，也未曾有絲毫的改變。

　　在為書寫中國農村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長卷作品做准備的過程中，柳青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有二：一為生活﹔一為藝術。他認為杜鵬程《保衛延安》的成功經驗，一是作者“自始至終生活在戰斗中，小說是自己長期感受的總結和提煉，所以有激情”﹔一是“寫作時間長，改寫次數很多”，“使寫作的過程變成提高的過程”。他進而認為：“既然要搞創作，就要認真地搞﹔不苦搞的話，何不做其他工作去呢？”基於上述理解，柳青一方面更為充分、深入地參與到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另一方面，嚴格地檢查自己“寫作上的缺點”。為此，他付出了堪稱艱辛的勞動。作品題旨的表達，藝術技巧的處理等等，都在考驗著他勞動的堅韌性，也考驗著他身體的承受力。

　　《創業史》第一部的寫作，歷時六年，四易其稿，就是為了更為深入地展現“社會生活的廣闊性和各階級人物心理特征的豐富性”，要回答讀者“中國農村為什麼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庄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他要創造屬於新的時代的秉有新思想和新情感的新的人物，寫他們在創造新的社會的過程中和種種舊觀念、舊人物深入心靈的復雜博弈甚至斗爭。這個題材、內容決定了他必須創造一種新的藝術表達方式。

　　既深刻生動，又明白易懂，且能真正“縮短表現手法與群眾化之間的距離”——這種新的藝術表達方式就是“貼”著人物寫，“即將作者的敘述與人物的內心獨白（心理描寫）”糅在一起。所以，在《創業史》中，幾乎每一個章節，都盡量從一個人物的心理、情感、眼光入手，反映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的交相互動。梁生寶對梁三老漢、郭振山、徐改霞，甚至素芳的態度，就這樣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不僅如此，柳青還以這種筆法，細致且深入地書寫了“新人”梁生寶在具體的生活斗爭和實踐中精神的成長過程。詳細寫他對私有制的反感和對互助合作意義的理解﹔寫他自現實的具體境況中常常能夠舉一反三，深入領會黨的政策的目的和意義﹔寫他在個人情感和集體事業面臨沖突時的精神選擇。如是種種，不僅是下堡鄉蛤蟆灘互助組領導人梁生寶的心理和情感，也可能是處在20世紀50年代的那一代人具有普遍意義的心理和情感。梁生寶面臨的現實的困難，具有時代的典范意義。

　　將文學視為一種生活實踐方式，一種改造世界的勞動，是柳青的文學觀念的要義所在。因為，“真正進步的作家，在每個時代裡，都是為推動社會前進而拿起筆來的。”“他們光榮的任務是努力通過盡可能生動、盡可能美好、盡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經過社會實踐獲得的知識和理想傳達給人民，幫助人民和祖國達到更高的境界。”

　　3.“要全面地、完整地概括中國農民創造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

　　1959年4月，歷時六年，四易其稿的《創業史》第一部以《稻地風波》為名在《延河》4月號開始連載。自8月號起，柳青接受讀者的意見，取消《稻地風波》書名，直接叫《創業史》第一部，至11月號全部刊載完畢。同年11月，《收獲》第6期發表《創業史》第一部全文。次年5月，《創業史》第一部單行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即印刷10萬冊。考慮到普通讀者尤其是基層干部的閱讀需要，以便於攜帶的36開的平裝本為主。此后不久，在紙張緊張的情況下，中國青年出版社仍向相關部門特別申請，加印5萬冊，還被翻譯為俄、英、德、日、西班牙、朝鮮、越南等十多種文字出版，在海外產生較大反響。

　　《人民文學》《上海文學》《文學評論》《北京大學學報》等重要報刊相繼發表研究文章，高度、充分地肯定了《創業史》第一部的杰出貢獻。如任文發表於《人民文學》1960年第6期的文章《中國農村合作化初期的史詩——評〈創業史〉》一文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讀了柳青同志的《創業史》第一部，我深深地為這部作品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它的藝術概括力量所打動……雖然這只是作者宏偉巨著的第一部，描寫的只是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初期，很多人物的性格還有待以后各部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就以這第一部來講，它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作者給自己的任務並不是僅僅反映合作化運動的某一個側面，也不只是描寫這一斗爭中的某一些人物，而是要全面地、完整地概括中國農民創造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

　　時隔六十年后再看，這一評價仍可謂准確。同時期的其他評論文章，也都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創業史》第一部的成就和貢獻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柳青十分歡迎有價值的批評，認為“向讀者分析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技巧”，原本就是文學批評“很重要的工作”。他也從《延河》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處，獲得了社會各界讀者的意見，其中不乏對作品中的人物和藝術技巧的“商榷”文字，柳青對此皆表示歡迎，認為隻要有助於作家的創作和讀者對作品的理解的批評，都是有意義的。他也抽空回復了不少讀者的來信，為他們答疑解惑。對熱心的讀者提出的若干“技術性的問題”，柳青一一接受。如關於《題敘》中梁生寶的年齡問題，第十八章關於稻子和稗子描述的“失當”，以及第二十章對青蛙描寫的不准確等等。在《在西安作協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中，他還明確表示：“（評論文章）優點講得太多了，要警惕，缺點越早發現越好，來得及克服的現在克服，來不及克服的以后補救。”

　　4.“他一生辛勞所創造的財富，對於今天的人們和以后的人們都是極其寶貴的”

　　1978年6月13日，人民作家柳青病逝於北京。他晚年仍傾盡全力創作《創業史》，雖然計劃中的四部曲最終未能完成，但他留下的豐厚的文學遺產，如燈塔一般，照耀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者。

　　從“米脂三年”到“長安十四年”，從鄉文書、縣委副書記到社員，從《種谷記》到《創業史》，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柳青真正做到了“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入，“因為他對陝西關中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柳青熟知鄉親們的喜怒哀樂，中央出台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裡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高度肯定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道路。文藝界也掀起了學習、繼承和弘揚柳青精神的熱潮。全國各大重要報刊相繼發表文章，從各個角度對柳青精神及柳青的文學遺產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一批又一批作家在柳青精神的感召下，投入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的創作道路中去。柳青精神和以《創業史》為代表的柳青的文學遺產，也深深地參與到新時代新精神的偉大創造之中。

　　柳青所走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和人民一道前進，以文學創作的方式參與到具體的社會建設中去的生活和創作道路，至今仍有進一步思考和勉力實踐的重要意義。文學創作對他而言，並非是吟風弄月式個人感懷的自我表達，而是包含著參與並推動時代前進的重要意義。在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和藝術的學校這三所學校中，柳青完成了作為有社會責任感的進步作家的自我創造和自我完成，這是他的精神遺產的重要部分。經過長期的生活和寫作，他不僅塑造了文學史經典畫廊中的重要藝術形象——梁生寶、高增福、梁三老漢，還塑造了自己，塑造了作為革命作家的自我的形象。如林默涵所言：“柳青是一個作家，但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他不但要立志用自己的作品來推動生活的前進，而且直接參與了改造生活的斗爭，但不是什麼高高在上的‘干預生活’。他關心人民的利益勝於關心自己的創作，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他自己參加創造的生活。”他不但寫過《創業史》這樣的小說作品，也寫過《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建議改變陝北土地經營方針》這樣的針對具體問題的非文學作品。因為后者更能體現改變具體生活問題的現實功能。他把《創業史》第一部稿費16000余元全部捐給了王曲公社，作為創辦機械廠的費用，還預支了第二部的稿費5500元，為皇甫村村民解決用電問題……人民也沒有忘記他，多年之后，皇甫村村民談及柳青，仍然十分動情，才娃的原型更是情難自抑，淚如雨下。正如賀敬之詩中所言：“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風到處說柳青。”

　　柳青的生活和創作經驗充分說明，“作家的思想、個性、才能、氣質，是在社會生活和藝術創造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家，主要是對該歷史時期的社會實踐或對生活的體會作了研究而產生的”。一個作家在觀照現實生活時眼光的高度、深度和廣度，決定了他作品可能具有的思想含量。如路遙從柳青的文學遺產中所獲得的啟示，作家“僅僅滿足於自己所認識的那個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去搞創作，是不會有什麼出息的”。為了在時代總體性的宏闊視域中應對和處理復雜的現實問題，柳青一方面用“眼睛瑣碎地掃描著周圍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向更廣大的世界”，“以便將自己所獲得的那些生活的細碎切片，投放到一個廣闊的社會和深遠的歷史的大幕上去檢查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他的《創業史》具有的澎湃思想和歷史容量，能夠代表一個時期時代精神的史詩性品質，亦與此密切相關。

　　《創業史》還濃墨重彩地敘述了人民在創造新生活的過程中，也創造了自身，創造了時代“新人”的形象。他們的代表，無疑是一心為公、不遑他顧的梁生寶，而高增福、歡喜、梁三老漢也在邁向“新人”的途中。他們克服種種現實的困難，努力完成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在精神上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和它未竟的可能，仍有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重要意義。

　　柳青的創作實踐還表明，是生活實踐決定了藝術技巧的推陳出新。為了具體而深刻地描繪人物精神的變化，柳青創造性地使用了將“作者的敘述與人物的內心獨白（心理活動）”糅在一起的新的手法，以便更好地展現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各種人物心理的復雜轉變。而外部世界如火如荼的社會建設如何改變了人物的觀念世界，在作品中得到了極為充分的展現，也再度說明從事反映人們新思想、新觀念、新情感的書寫之於新的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創業史》具有藝術創造性的心理描寫，正是適應作品題旨的基本需要，而非簡單的技巧革新。

　　柳青曾反復表示，文學創作要以“六十年為一個單元”。如今距離《創業史》第一部的出版已逾六十年。在這六十年間，雖說關於《創業史》文學史意義的評價屢有起伏，但它作為“十七年文學”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作品的文學史地位，從未被撼動。這充分說明，一時期階段性的文學觀念或有起伏，但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刻且藝術性地展現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偉大實踐的作品，不會因時間的流逝和觀念的階段性變化而黯然失色。路遙將柳青視為自己的文學教父，且在20世紀80年代新的時代語境下繼承和發展了柳青的文學遺產，他說，柳青“在我們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曾經熱情地生活過，繁忙地創作過”，他“一生辛勞所創造的財富，對於今天的人們和以后的人們都是極其寶貴的。作為晚輩，我們懷著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饋贈”。

　　2018年9月，由西安話劇院創排的話劇《柳青》在西安首演，次年又開始了在全國各地的首輪巡演，產生較大的社會反響。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以劉可風《柳青傳》為基礎拍攝的電影《柳青》在全國放映，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這一部以影像的方式展現人民作家柳青的生活和創作道路的作品，正在推進新一輪學習和弘揚柳青精神的熱潮，也或將開啟柳青和他的作品以他種藝術形式改編、傳播的新的潮流。（作者：楊輝，系陝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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