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網上帶貨，把思想留在“紙的時代”

　　前不久，應一位作家朋友之邀，我作為嘉賓參加了他的線上新書發布會，結束之后，他說數據，整場活動，共計有3.3萬人次觀看，累計銷售幾百本新書，這個數據沒有讓我“震驚”，但沉思良久——這算不算一種“知識付費”？

　　2019年，在圖書出版策劃人的鼓勵下，我走了十來個城市，到實體書店宣傳自己的新書。讀者多的時候，書店會來一百來個人，少的時候，不過二三十人，平均下來，每家書店我會簽售三五十本，這個“成績”，是遠遠不夠書店支付旅費、住宿費成本的。若非書店與作者都有一份情懷，一個“非著名作家的書店之旅”似乎已經意義不大了。

　　圖書的線上營銷，已經成為無可逆轉的趨勢。9月下旬，白岩鬆就在快手直播間為自己新版的《白說》進行直播“帶貨”。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銷售“業績”，全場一共簽名售出4000余冊，這已經接近一本書的首印數字，非常了不起。在疫情期間，白岩鬆關注實體書店的生存，也曾專門在線上直播間免費幫幾家民營書店“帶貨”。雖然有“大材小用”嫌疑，但對於當時處在困境中的實體書店而言，算是雪中送炭。

　　網上直播帶貨已經締造了李佳琦、薇婭等超級明星，比起傳統的文化界、出版界，娛樂圈對網上帶貨的反應速度可謂迅即得多。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明星，幾乎都出現在網上直播帶貨的名單中了。文化人對於網上帶貨，多少都存有一些偏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當許知遠知道自己的單向街日歷在薇婭直播間幾分鐘時間賣出6500本時，他脫口而出的一句感嘆詞，其實代表了所有文化人對於網絡銷售能力的認知。在那一刻，所有身在文化行當中的人都知道：時代真的變了。

　　疫情對旅游業、電影院造成的沖擊是巨大的，但人們大多忽略了圖書出版所遭受的損失。長達幾個月被困在家中的狀態，並沒有增加人們讀書的興趣。面對焦慮與壓力，大家都願意通過過度獲取信息或更易於轉移注意力的視頻、游戲來打發時間。疫情期間看不進書完全可以理解，但對於圖書銷售渠道來說，這不是個好事情。如何把書賣掉，成為整個出版產業鏈的難題。

　　購物是緩解焦慮與壓力的一個好辦法，中文圖書的定價並不算高，再加上平台打折以及折上折，疫情期間以及后疫情時代的書價，低到不可想象。我曾在某購書網站的“88元10本促銷”活動中，購買了大量諾獎得主以及諸多人文社科著作，那些印制精良、裝幀精美、並且值得深讀與收藏的好書，隻有區區幾元，還會送貨上門，收到這樣的書，在有一種“賺大了”的心理的同時，還會有一點負罪感——好書如此廉價，怎不令人感慨？

　　即便如此，線上售書也沒給出版社與書店帶來多少振奮與希望感，因為總體看來，人們購買實體書的願望還是呈現出下降趨勢，除了閱讀心理比較保守的一代讀者，更年輕的人已經放棄了購買與閱讀紙書。所以，白岩鬆也好，以及那些半推半就進直播間推銷自己新書的作家們也好，其實都是在用自己的一點能量，讓更多的讀者發現紙質閱讀的益處，把更多人留在紙質閱讀、深度閱讀的區域。網絡與數字化的力量雖然無可阻擋，但能把思想留在“紙的時代”，多少都還令人心生安慰。

　　博客時代，很多作家開通了自己的博客，微博時代，亦有不少作家在社交平台上寫140字的零碎感言，整體上，寫作群體還是盡可能地做到了與時俱進，但到了短視頻時代，作家們仿佛累了、放棄了，因為作家直播並未形成現象，也沒有成為潮流的跡象，畢竟對於寫作者而言，面對鏡頭的表達，遠不像獨自一人面對紙張或屏幕的書寫那樣自然與自由。

　　我身邊有些作家朋友，在短暫地開通短視頻號之后，選擇了放棄。我認為，短視頻時代並沒有像博客、微博時代那樣，給作家群體提供更好的表達契機，在推動寫作者面向不斷變化的受眾群方面，還缺乏足夠有力、有效的方式方法。我相信，思想的魅力在任何時代都不會缺席，隻需要給寫作群體一個足夠寬鬆的適應時間和足夠開放的平台，他們就會如同在紙上馳騁那樣，也會在網上贏得掌聲。(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