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見義勇為被歹徒報復捅4刀 因無人作証苦等24年

張杰站在當年案發現場樓下。

老虎

收到判決書后的那幾天，張杰畫老虎更瘋狂了。入伏后，開封的天氣悶熱，他居住的舊城區正在翻修道路，空氣裡混雜著塵土和水泥的味道。家裡客廳沒空調，有時他一整天都伏在餐桌上作畫，肘下墊著收集來的超市促銷頁和男科醫院廣告，這些油光的紙張被汗水浸透，磨損掉色。

第一次到他家時，我很難確定眼前是不是一間真正的客廳。因為房子在整棟樓的拐角處，“客廳”呈三角形，除了一張焊接過桌腿的餐桌、幾把簡易的凳子外，再也裝不下別的物件。

他在客廳牆上圍了一圈鐵絲，用來挂畫。房間太小，畫的老虎又太多，隻能層層疊疊地挂著。偶爾一陣風吹來，“老虎”呼呼啦啦地飄起來，橫的、豎的、凶狠的、溫順的，還有看起來“呆頭呆腦”的習作翩然顯現。

最外層的新畫上，右下角都多了兩個篆字章印。官司勝訴后，他花60多元錢刻了章。他自豪地介紹，兩方印章，一方是“見義勇為者”，另一方是自己的名字。

蓋下這塊“見義勇為者”的印章，他等了24年。根據法院認定的事實，1996年4月一個下午，21歲的張杰騎車去離家不遠的迪士高舞廳，撞見5個流氓欺負兩個女孩，他出面勸止卻遭報復挨了4刀。

事后，兩個女孩消失不見，傷人的歹徒也沒抓到。誰也不相信，平時被大家戲稱像“小妮兒”(河南方言，指女孩)的張杰會那麼勇敢。缺少見証的“見義勇為”逐漸成了空談、牛皮，變得越來越飄渺，最后隻存在於他和父親的爭吵裡、他深夜的夢中。

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知其中一個被救女孩的下落。輾轉尋找后，他再次出現在對方面前。時隔20多年，當時的兩個年輕人如今已經步入中年，張杰想聽到問候和感謝，卻沒得到任何回應。

心中壓抑多年的委屈、憤懣終於爆發，這之后，張杰決意要為自己正名。去年10月，他把這個當年獲救的女孩告上法庭，要求賠償他因救人受傷造成的經濟損失，金額為10元。

今年6月，他勝訴了。接下來幾天，他沒日沒夜地畫老虎，送給採訪過他的記者、前來慰問的企業家，以及那些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每幅畫都蓋上“見義勇為者”印章，他說靈感來自他鐘愛的電視劇《水滸傳》，“打虎者武鬆”是他心中的一個英雄。

現在，他也幾乎成了一個英雄。官方對他“見義勇為”稱號的認定還在申辦流程中，當地媒體已經把他的照片放到頭版，佔了整個版面，標題是《英雄不哭》。採訪期間，我碰到一家企業登門拜訪，他們站在張杰家逼仄的客廳裡，嘴裡不斷強調著此行的目的——“向英雄致敬”。

我無法確信他能否被稱為一個“英雄”。他缺少上進心，甚至有些懶惰，喜歡怨天尤人，因此我一度懷疑他“見義勇為”的真實性。至少，他與我心中“英雄”該有的樣子相差甚遠。

他的缺點太多，以至於會讓我忽略掉他的善良，忽略掉他比很多人更有正義感，更勇敢。數日以來我聽他說過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太不容易了”。

張杰正在畫虎。

家

到開封的第一天，張杰和我約在大相國寺門口見面。在道路隨意延展的老城區，他實在無法提供自家的具體位置，這些家門口的千年古跡是最好用的路標。

張杰的體型算得上挺拔，一米八多的個頭，肩膀厚實。因為脖子有些前伸，再加上下身那條略顯肥大的米色休閑褲，他整個人看起來竟有幾分瘦弱。褲子有鬆緊帶，但他還是扎了條皮帶，深色T恤塞進褲腰，沒有太多皺褶。

隻要出門，他就會戴上一頂鴨舌帽，用來掩蓋已經謝頂的腦袋。天氣太熱了，他不一會兒就要從褲兜裡掏出隨身攜帶的手帕，摘下帽子，擦拭頭上的汗珠。

從大相國寺門口出發，穿過一條熱鬧的巷子，在一棵大榆樹下拐彎，就到了張杰家。他邊走邊向我介紹，這條每天都要經過的巷子，原本是條河，北宋年間兩岸青樓林立，胭脂粉黛把河水都染了色，所以叫胭脂河。

如今，這條街匯集了早餐店、肉鋪和干菜店，幾個老板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地搖著蒲扇，等待顧客上門。裁縫直接把縫紉機搬到門外，戴著眼鏡頭也不抬地趕制衣裳。

巷子的另一側是一處考古現場，換上破碎錘的挖掘機正在叮叮咣咣地拆除地面上的建筑。

張杰的房子在一棟老舊的居民樓裡，樓下小花壇邊上總有幾個老年人，坐著或躺著，有時遇到熟悉的大爺大娘，他們會主動跟張杰打聲招呼：“上班去啦？”

“是嘞，是嘞。”張杰笑著回應。

實際上，他現在並沒有固定的工作。他把手機號挂到網上，注明可以承接“家具安裝維修”業務。但來電寥寥，至少在我採訪的4天裡，他沒接到一單生意。

他家到處都是一個獨居男人的生活痕跡：整套房子沒有任何裝修，除了客廳，還有3個小房間，其中一個是他的臥室。陽台上堆滿了雜物，遮住了大部分陽光。天花板上的燈泡電線太長，胡亂地卷成一團，垂在半空中。最靠裡的房間算是“第二客廳”，擺了張雙人沙發，上面覆蓋一層薄灰。另外一間屋子用來堆放雜物，找不到下腳的地方。

還有一些痕跡沒能抹掉：客廳門后面貼著一張小孩子的身高表，最高的刻度是160厘米。再往上，有一個藍色的卡通貓頭鷹鐘表，是這屋裡難得的亮色。

家裡唯一像樣的裝飾品，是挂在過道牆上的一幅書法作品。那是張杰結婚時，父親送他的禮物，“專門向人求的”。裝裱過的書畫鑲在玻璃鏡框裡，有半扇門大小，上書兩個剛勁的大字：勤奮。

“可能是他覺得我不夠勤奮吧。”張杰坐在客廳餐桌旁，背對著那兩個字說。

“那件事”

他把自己的“不夠勤奮”歸咎於那場事故。事實上，在他看來，自己的一切失敗和不如意都與1996年的那個下午有關：“有個詞叫‘蝴蝶效應’，那件事就是蝴蝶呼扇的翅膀。”

不只是人生，他的記憶似乎也被那場事故分割。越靠近那個下午，記憶就越清晰，他也更願意提及。至於“那件事”往后20多年的生活，他更願意一語帶過。

“那件事之后呢？這20多年你過得怎麼樣？”一次談話中，我忍不住打斷他已經重復多遍的關於那天下午的描述。

“這不重要，也沒啥意思。”他被我從激昂的狀態中拉出來，一瞬間面露慍色。

從他反復的講述，以及法院的判決書中，我拼湊出那個1996年下午的樣子。1995年職高畢業后，張杰接了母親的班，去印刷廠工作。出事那天，他正在輪值夜班，白天都是空閑時間。

當時他的一個表哥跟人合伙開了一家“迪士高”舞廳，在那個年代，這是最受年輕人歡迎的娛樂場所之一，張杰說他也去過“四五次”。出事的那個下午，他和之前一樣，騎車去舞廳“聽歌”，准備去打發掉無聊的時光。

在另一個版本裡，法院的判決書顯示，當時舞廳的保安說，張杰那段時間是在舞廳“幫忙”，他不領工資，人多時賣票，人少時負責維持秩序。

后面的故事都一樣了：舞廳在2樓，張杰到門口后，剛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下休息，一個驚慌的女孩就從舞廳裡跑出來，急迫地向張杰求救：裡面有流氓在欺負女孩，“求求你幫幫我們吧”。

多年以后，張杰無數次回憶起這個場景，悔恨如影隨形地折磨著他。他曾后悔當時的選擇，這個“糊裡糊涂”的決定成了他痛苦的起點——他說不清當時為什麼就跟著女孩走了進去，“可能是當時太年輕，個子又大，沒怕過誰”。

事情就發生在舞廳門口，剛進門，張杰就看到一個男人正掐著一個女孩的脖子，左右各來一巴掌，周圍幾個圍觀的男青年默不作聲。女孩已經毫無反抗之力，“頭一耷拉，像個鵪鶉”。

看到隻有一個流氓，張杰多了些底氣，出面“喝止”了這場正在進行的作惡。

當年受害女孩的詢問筆錄証實了這一幕，她把張杰當成了舞廳保安，在她的供述裡，這是個短暫的過程。

“你干啥？”張杰問。

“沒干啥。”打人者說。

“沒干啥她怎麼哭啦？”

對話時，打人者鬆開了掐著女孩脖子的手。張杰這時才發現，周圍那幾個“圍觀青年”和打人者是一伙，但一切都來不及了，幾個人一哄而上，對著他一陣拳打腳踢。

已經嚇壞的女孩趁亂逃出了舞廳。張杰也想逃，他沖出門口，但被人從背后抱住。他看到有人拿菜刀朝他腦袋劈來，下意識閃躲，菜刀落在了他的右肩上。來不及反應，另一個人握著匕首扎向他。后來他才知道，匕首扎了他3刀，都在左腿上。醫院的手術記錄顯示，最深的一處刀傷達到了8厘米。

強烈的求生欲讓他忘記了疼痛，甚至短暫喪失了一切感覺。他掙脫凶手，拼了命地往外跑，舞廳300米外的警亭是他迫切想要到達的庇護所。

高中時，他曾是學校田徑比賽的亞軍，但記憶中那300米卻無比漫長。他跑下樓梯，穿過一條馬路，繞過一條河。到達終點時，他伸手去握警亭的門把手，但眼前一黑，世界安靜了。

張杰畫的老虎。

老實人

痛感在17個小時后到來。因失血過多，他昏迷到第二天上午才蘇醒。

傷口愈合得很快，但他說身體的疼痛從未消失。進入中年，他的左小腿經常無緣無故地浮腫，他因此拒絕從事一切重體力活。

印刷廠的效益不好，張杰從2000年開始就處於半下崗狀態。他找了份交警隊的工作，負責信號設備的維護安裝。兩年后，因為“身體頂不住”，辭了。

“就這天啊，讓我挖坑、抹水泥，誰受得了。”有天他和我一起坐在出租車上，車內空調很足，他忽然指著路邊的信號燈抱怨。

離開交警隊后，他結了婚，和妻子一起做家具生意，“每年收入三四萬元，就當領個工資吧”。這段10多年的經歷，他不想多談。從他簡短的描述裡，我大概理解，這應該是段相對平靜的過往——有了家庭，女兒呱呱落地，“那件事”似乎被忘掉了。

我去找了他的母親。老人告訴我，張杰沒有做過家具生意，而是在家具賣場送貨，沒干太久就因為“腰疼”歇著了。他還在超市賣過豬肉，但因為嫌味道“太腥”，也放棄了。

張杰的母親今年74歲，但比實際年齡看起來更加衰老。她的背彎到幾乎與地面平行，走路時要扶著手推車。

我在小區找到她時，是一個就要下雨的午后。她一個人坐在小區園子的長凳上，因為患過腦梗，說話有些虛弱。她有兩個孩子，張杰是老大，還有個40歲的小兒子，至今未婚。房子是老家屬院的拆遷安置房，她和小兒子一起居住。

大部分時間我倆都沉默地坐著。她總是看著前方，顯得有些惆悵。關於張杰剛剛打贏的官司，老人似乎並不在乎結果：“你說他打啥官司，跟人爭啥。”

談及生活狀況，她嘆了口氣說，自己現在還要買菜、做飯，總是操作不好電梯。小兒子時常對她發脾氣，自個兒都照顧不好，還要養隻貓。她抱怨張杰雖然隔三差五會來看她，但是每次都是“吃完飯就走”。

“什麼時候才能熬到頭？”她回過頭看著我，緩緩地問。

我安慰她，張杰現在了卻了心事，一定會好起來，會慢慢步入……“他能做成啥？他啥都做不成。”老人打斷我，語氣裡帶著失望。她說自己現在一個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還要拿出一部分接濟沒有工作的大兒子。

一陣沉默后，她又心疼起了兒子。她不在乎張杰是不是見義勇為，只是為他覺得不值。“為啥要多管閑事，被人打成那樣，差點沒死。”

“他就是老實得太狠了。”最后，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張杰的失敗、落魄，以及當初的“愛管閑事”都被她歸結於此。

幾天採訪下來，“老實”的確是我能想到的最適合他的形容詞。他的中學生手冊裡，班主任曾寫下評語：“性格內向，建議多參加有益的社會活動。”高二時，他被評為紀律標兵。

“那件事”發生后，父親曾提議找熟人過問下案子，但被張杰拒絕。他經常跑去派出所詢問案子進度，得到的回復幾乎都是“有消息會通知你”。

因為“老實”，印刷廠的工友沒人相信他會“見義勇為”。他曾嘗試向人解釋，無奈被救的女孩像消失了一般，行凶的歹徒又沒有一個歸案。他越描越黑，人們更願意相信，他身上的刀疤是“跟流氓斗毆”所致。

廠裡的工作要經常接觸油墨，下班后工人們習慣洗完澡后再回家。張杰怕人看到身上的刀疤，又引來議論，就等所有人都走后再去洗，結果傳出“張杰有生理缺陷，害怕被人看見”的流言。他去外面的澡堂，又被人說放著免費的澡堂不用，到外面花錢洗澡，“腦子有問題”。

張杰說自己一直沒有痛恨過那兩個女孩，但至少在他被誤解、被不被認可“壓抑得喘不過氣”時，曾“抱怨”那兩個被救的女孩為什麼不給自己作証，為什麼不懂得感恩。

去年感恩節那天，他發了條微博：“看到感恩兩個字，我很傷感。”

他曾在不同的報道中強調，因為這兩個女孩，自己變得不再相信別人，不再想和外人接觸。

上職高時，他學的是烹飪。出事前，碰到親人朋友婚喪嫁娶，或者家庭聚會，他是當仁不讓的“掌勺”。出事后，每逢大年初一，為了避開到家裡拜年的親戚，他都會在上午9點前准時騎車出門，到老城牆下走一走，或者去書店。

時間久了，連父親都開始懷疑他。“你到底有沒有救人？”父親的疑問經常會出現兩人的爭吵中。

這樣的質疑讓他難以承受。父親是他最崇拜的人：年輕時是空軍戰士，有著上千小時的飛行記錄。他說那是自己永遠達不到的成就。

老照片裡，年輕的父親穿著一身皮質飛行夾克，英姿颯爽。他把對兒子的期待寫進了兒子的名字裡——部隊裡有個戰斗英雄叫王杰，張杰名字來源於此。

小說

再往后，張杰的封閉逐漸變成了自卑，“自己沒什麼本事，人家也看不起，去干啥。”

“你現在有幾個朋友？”我問他。

他思考一會兒，掰著手指頭一一計算，最后的答案是“三四個”。他2017年注冊的微信裡，隻有10多個好友，其中大部分都是記者。

自卑、壓抑的情緒最終在5年前爆發。那年母親腦梗，家庭又出現變故。在一個人的房子裡，他無數次想到結束。

后來他找到了一個出口——寫作。他寫了一篇“自傳體小說”，名叫《我的樣子》。遺憾的是，在這篇兩萬字的“小說”裡，他的樣子並不清晰。他把一半篇幅都留給了自己的高中時代，扳手腕贏了體育老師、被暗戀自己的女生跟蹤、數學考了全班第一——這是他認為最值得言說的輝煌。

雖然和他接觸隻有4天，但這些故事我聽他講了很多遍。大部分時候，我都不忍心打斷他，講這些時他總是很興奮，又帶著些自豪。

我喜歡他這個時候的笑容，看起來很天真，他咧開嘴露出潔白的牙齒，眼神裡少了憤怒、憂愁。

“小說”剩下的一半內容，是“那件事”的前前后后。

還有些輝煌沒寫進“小說”裡，他職高實習時，在開封一家著名飯店做主廚副手。有天飯店來了兩個闊綽的客人，要求做點“特色菜”。那天大部分廚師都去了鄭州考級，張杰不得不“趕鴨子上架”，展示技術。

結果自然是客人滿意而歸，飯店經理向他豎起了大拇指。我無法印証這件事的真實性，但他至今仍能流利地講出自己當時做的3個菜的名字：龍井鮑魚、粿汁盤龍鱔、肉沫鯽魚。

張杰坐在自家客廳裡向我講述這段故事，胳膊在空中比劃，眼睛瞪得很大。一旁的廚房敞著門，“灶台”是一張老式課桌，上面放著一個電磁爐，沾滿油漬。

很顯然，他的廚藝缺少施展的條件。如今，方便面、饅頭就咸菜是他最主要的食譜。

看到我對廚房和他的飲食感興趣，張杰似乎明白了什麼。

“我混得確實不好，40多歲還一事無成。”他情緒低落，隨后又來了精神，“都是那件事害的，沒那件事，我的人生絕對不是這樣。”

他對自己人生的理解讓我困惑。他自卑、封閉，又不願吃苦，45歲的男人還要孱弱的母親養活。我甚至和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一樣，也開始懷疑他不斷重復的“那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為自己的失敗、落魄尋找的借口？

一個真正“見義勇為者”怎麼會是這樣？

英雄

我去了當年承辦案件的派出所，聽說我是為張杰而來，一位民警馬上打開了話匣子。

“我知道他，我們分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這位民警說，張杰為了自己的案子，把局長、指導員，到基層民警都找了個遍，“很偏執”。

她打開電腦，裡面有個文件夾，專門存放關於張杰的資料，包括當年案件的調查情況、見義勇為申報情況……

她向我証實了當年案件的真實性，“基本確定救人的是他”，但是“案件太久遠，偵破有難度。”

張杰說，像魔咒一般，先后兩任承辦他案子的民警都因故離開了警隊。他自己也“調查”過案子，事情發生后，他一直等不來警方的消息，就開始尋凶行動。他經常騎著自行車到事發現場樓下轉悠，期待碰到一個不知道會是什麼的線索。

幸運沒有光顧他，案發現場很快恢復了日常的平靜。半年后，他泄了氣，接受了現實，老老實實上班、生活。

直到2018年，遲到了22年的運氣才找到他。他終於得知當年被救女孩的名字，這一次，找到凶手的願望比當初更強烈了。

他很快付諸行動，在聽說一個可疑人物后，他坐上大客車去鄭州一探究竟。

行至中途，兩個年輕男性上了車，走到最后一排，坐在張杰身邊。密閉的客車內空氣混濁，有人塞著耳機閉眼靠在座位上，有人已經昏昏欲睡。其中一個剛上車的男人探出身子，緩緩把手伸向前座乘客的口袋。

這一幕，張杰真切地看在眼裡。

另一個男人的皮包敞著口，似乎是故意讓人看到裡面的物品。張杰也看到了，那是把匕首。

張杰說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20年前的“見義勇為”。在無數個壓抑的夜裡，他曾發誓，以后再也不會干這種傻事。他在女兒6歲時就帶她去學跆拳道，“讓她碰到危險時保護好自己”。

但他還是忍不住“多管閑事”。在滯悶的車廂裡，張杰拿起手機，兀自對著話筒大聲講了起來。

“李隊啊，你說的那個案子，人抓到沒有？我馬上到鄭州了，一會兒去局裡找你。”

小偷的手縮了回去，隨后叫司機停車，和同伙一起匆匆離開。

張杰放下手機，長出一口氣——他沒撥出任何號碼。

他一直想要証明自己是個“好人”。接受我採訪時，他努力思索著做過的“好事”。

去年，他在街上撿到一個錢包，裡面裝著失主的身份証、1600多元現金，還有幾張不記名的購物卡。對沒有正式工作、經常以方便面和饅頭果腹的張杰來說，這是個不小的“餡餅”。

錢包很鼓，他小心地把它裝進挎包。回家路上，他陷入掙扎，走路“差點沒撞到電線杆”。終於在快到家門口時，他敗給了自己的“老實”。

“1600元是開封的基本工資水平，這個人可能是剛領了工資，都是辛辛苦苦掙來的，我不能吞了它。”張杰一邊向我展示錢包的照片，一邊說。

“好事”是不常有的。前段時間，他又撿到一個大學生的學生証，后來聯系到失主，加了微信，給對方寄了過去。

大學生表達了感謝，然后說在網上看到了張杰的事跡，“向英雄致敬”。

再后來，有媒體採訪了張杰。報道刊發出來后，他說實在找不到跟誰分享，就把鏈接發給了這個大學生。

張杰一直對我說自己不是英雄，盡管這種說法可能帶著謙虛，但在我離開開封時，我已經不再在乎他是不是一個英雄了。他是個“見義勇為者”，即使有時讓人生厭。

分別時，我和所有記者一樣，獲得了一幅他的老虎畫作。他說老虎代表勇氣和膽量，那是他最想擁有的東西——他走出去、重新站起來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