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撥來自武漢的來電 電話那頭的他們還好嗎？

　　冰點特稿第1179期

　　回撥武漢來電

　　2月初那會兒，我和同事接通了600多個來自武漢的電話。

　　“求床位，一家四口三人感染，家裡有1歲多的小孩。”

　　“一家三口感染，無院可住。”

　　“父親肺炎確診，合並高血壓，無法入院。”

　　我們記下這些信息，幫他們尋找可能有用的途徑。疫情突如其來，醫療資源擠兌嚴重。那時，每一張病床都來之不易，每一份物資都彌足珍貴。一個多星期后，武漢基本完成“應收盡收”。一個多月后，武漢即將解封，電話那頭的他們還好嗎？

　　我們回撥了38個號碼，有人說全家都出院了，有人說希望親人被記住，有人說治愈者可能依舊面臨困難，還需要發聲。

　　這些家庭並不是武漢的全貌。在過去的76天裡，900萬人留守武漢。如果隻想用一張定格的肖像畫去描繪他們，這面孔一定不夠真實。電話裡，有男人前1分鐘還在笑，隨即轉成哭腔﹔有人正發泄著對社區工作的不滿，突然夸起了醫院。大多數人會在通話結束前作一個總結：要樂觀，要向前走。請別將這視作他們經歷的全部，這是他們選擇的態度。

　　1

　　對這些家庭建立認識，從聽他們表示“感謝”開始。沒有呼天搶地，沒有人將救命的大恩大德挂在嘴邊。接起第一通電話的是位律師，武漢封城后，他志願接送醫護人員。再后來，他和父母都感染了。

　　在醫院，他隔壁床的老人心情不好，吃完飯就將飯盒甩到走廊裡，沒人責備他，護士默默收拾好﹔CT室裡，大小便失禁的老人“太多太多了”，但污物即刻就被收拾干淨，“對父母也就這種程度吧”﹔即使是在無法住院、最艱難的時刻，這位律師也注意到，電話另一端的社區工作人員聲音嘶啞了。他們在竭力控制語速，不要太快，“這是多麼壓抑的表現”。

　　被“感謝”的都是最具體的事。有人說，她想給醫生打打氣，拍拍他們的后背，卻發現汗水似乎從防護服裡滲出來了，濕漉漉的感覺至今也忘不了。

　　一位女士說，“愛上解放軍了”。她父母入院那天，支援武漢的一位軍醫看完檢查結果，斬釘截鐵地表示，“你們一定會好的”。后來母親每天都打電話來，“咱忘帶臉盆了，護士幫買了”“還缺個吹風機，醫生明天給捎過來”。女兒忍不住問：“這些東西，我們現在都不方便買，他們也需要休息吧？”媽媽說：“是啊，是啊，可現在整個醫院都在讓他們幫忙。”

　　一個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男生在網上記下治療的全過程。初期一直在排隊，等待就醫的人從醫院門診排到馬路上。那麼多人，居然鴉雀無聲。醫生告訴他，基本確診，但醫院實在住不下了。“那我還有救嗎？”沉默了十幾秒，醫生說，現在沒有特效藥，你這麼年輕，有自愈的可能，有可能的。

　　診室裡當時擠著十幾個人。男生記得，他與醫生對話的10分鐘裡，沒有人發出一點聲音。“憤怒，不滿，憐憫，悲傷，什麼都沒有。”

　　他接著寫下的文字是大段感謝：謝謝女朋友在我昏睡時聯系社區，還讓我最好的哥們兒給我發搞笑圖片打氣﹔謝謝網友們，就一天沒發微博，一堆人來問“沒事吧”﹔還有一天，說萬一自己出事了，希望有人照顧爸媽，底下的回復全都是“好起來，自己的父母自己照顧，我們才不管”，至今看這些，還是會笑著笑著哭出來﹔再謝謝社區的物業姐姐。出院了，居家隔離，她給繳煤氣費，買藥，送菜，拿來自家的零食和煎藥罐。她沒說過自己累，隻有那麼一次，說已經得強迫症了，每天不停地洗手，都洗脫皮了。

　　“以前覺得大家都挺自私的，其實好人還是更多。”

　　說這話的姑娘，父母都感染了，終於等到住院，自己作為密切接觸者也要隔離。家裡還剩一隻貓，母親說，放生吧，人都顧不過來了，誰敢要呢？給家裡送過菜的跑腿小哥說，那我來養吧，不要寄養費。

　　現在，一家三口和貓都回來了。

　　2

　　有年輕人說，過去兩個月，最難過的時刻，不是自己和家人確診﹔也不是發燒到39攝氏度，全家都腹瀉虛脫﹔而是去到很多醫院無果后，母親一度嘆著氣說：“算了，回家吧。”

　　一個30多歲的男人笑著感慨，母親真是“老革命”。她確診后，社區說管不了，兒子便去大吵。母親勸他，肯定有人更嚴重，所以不要吵，不要給國家添亂，“我還能撐”。

　　兩天后，母親突然問，怎麼樣，有床位了嗎？答案是還沒有。老人沉默了。

　　笑著笑著，男人突然就哭了：“心有靈犀。其實我媽隻說這一句，其他人完全沒感覺的，隻有我知道，她撐不太住了。”

　　他趕緊再去求助。

　　故事的另一面，是38個家庭裡多數年輕人共同的感覺——“還好我在”。他們中有人在疫情暴發后，從其他城市趕回武漢，然后被感染﹔還有人失去了工作。但沒人后悔回來。

　　有個姑娘記得，從1月底到2月初，自己填了100多張表格，都是求助的。然后一直通電話，持續了好幾個通宵。本來也睡不著——她的母親確診了，“呼吸急促”﹔父親則更危險，發燒10多天了，肺部嚴重感染，CT也吻合，唯獨核酸檢測結果一直呈陰性。

　　難處在於，她幾乎每分鐘都要作出判斷。求助信息發出后，她每天通100多個電話，收到上千條信息，不能每個都回復，要有能力找出最可能救命的渠道。身邊很多人，尤其老年患者，執著於再去醫院門診排隊碰運氣。可姑娘想，感染者極度虛弱，在路上折騰幾次，恐怕更糟糕。

　　隔離點也打過好多電話，讓父親過去，說“如果變嚴重，可以更快轉院”，她每次都拒絕。父親症狀已然很重，可核酸檢測結果恰恰是陰性，女兒早已打聽清楚，隔離點轉入醫院的金標准也是“核酸”。她怕離開自己，父親的命運會成為未知數。

　　“很困，很累，但是必須清醒，繃緊神經。就像在一個超級、超級、超級難的游戲裡，很多很多關卡，每一關有很多選項。你選錯一個，你的家人就沒了。”

　　2月9日中午，她“通關”了。她接到電話，“下午120拉你父母去醫院，要不要擔架？”

　　姑娘還處在慣性裡，依舊是那句話：“我父母經不起折騰，我們不需要去急診，不要打針，我們必須住院。”

　　“就是安排住院。”

　　她愣住了，眼淚不知為何止不住。“我當時明明樂瘋了。”

　　“我做了一切能做的。”這位姑娘的父母如今都出院了，但她還是會想到2月初那些無助的、涌向醫院的人。她總結，災難來得太急，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都措手不及。相比之下，“家裡有二三十歲、會檢索信息、判斷局勢和溝通的年輕人，會相對好一些。”

　　在疫情暴發之前，她只是一名漫畫編劇，每天對著寫字台，與人打交道並不是她的強項。現在回憶，她詫異於自己當時“那麼能說”。

　　還有個女孩回憶，最難的那幾天，武漢下著雨，“好冷好冷”，醫院全是人，大廳被此起彼伏的咳嗽聲充斥。去了醫院要自己走回家，她和媽媽攙著發高燒的父親在雨裡一步步地挪。父親屢次說，就這樣，在家待著吧。她否決了無數次。

　　一個平日在上海工作、很少回家的小伙子，“用盡所有辦法”為爺爺爭取到一個武漢的醫院床位，然后自己也感染了。同樣感染的奶奶和爸爸還沒來得及入院，醫院的電話來了：爺爺去世了。他瞞住家人，獨自去收拾遺物。后來，他和父親沒住進同一家醫院，他每天打電話告訴父親，怎麼看檢查結果，怎麼和醫生溝通，有些藥是不是該調整。電話兩頭的咳嗽聲逐漸減少了，父親有天突然問：“爺爺怎麼樣了？”“他，他情況不太好，還在搶救。”小伙子想，還沒到告訴家人的時候。

　　李復興(化名)大年初三從外地回到武漢。他73歲了，在武漢開了一家臨終關懷機構，入住的100多位老人大多數都失能了。坐在返漢的高鐵上，他拍下站台，空蕩蕩的。

　　2月，李復興年前接收的最后一位老人和照顧他的護工被檢測出感染新冠病毒。

　　全院70多位護工炸鍋了。必須立刻封院，李復興在一天內作了很多決定：所有員工日薪增加100元，一律禁止外出，全天分餐，全面消毒，向社會公開求援防護物資。他整夜都睡不著，在員工面前故作沉穩。一旦關上門獨處，手就因恐懼而發抖。

　　樓下長期合作、為老人提供醫療服務的私人醫院罷工了。一位因患癌接受過開胸手術的老人，每周要換呼吸管，現在沒人肯上來了。民政部門說沒辦法，李復興回憶，想不到自己70多歲的人了，還能在電話裡破口大罵。

　　最后，樓下醫院的院長上來，給老人換了插管。一個多月過去，無人再被感染。

　　“這場沒有硝煙的仗我打完了。這兩個月，上漲的工資、物價和防護用品，虧了幾十萬元，代價慘重。但我確確實實戰勝了，我沒有遺憾。”3月底的一天，李復興告訴記者。

　　3

　　幾通電話打下來，我們心裡的負擔稍微減輕。“70歲，病危，雙肺感染”的老人已經出院，現在都沒什麼症狀了﹔“42歲，肺炎確診，尿毒症無法透析”的大姐念叨，現在就想約朋友們出來下館子。

　　一個低沉的男聲說：“謝謝關心，我們全家都出院了。”

　　“啊，太好了！咱家四位現在恢復得還好嗎？”我看了眼登記表格。

　　“不是，是3個。我父親……我父親已經去世了。”電話裡突然有了哭腔。

　　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鐘裡，他聊了聊目前的困難、顧慮。有關逝者的事，他顯然不想說，我也無法張口詢問。

　　38個家庭裡的悲傷大多是沉默的，不願讓外人聽到哭聲。一個仍未治愈的阿姨“現在什麼都不想說”﹔一個因腸系膜血栓劇痛、昏迷，卻無法進入武漢三甲醫院ICU的25歲姑娘身上沒有發生奇跡。家屬說：“過去了，讓它徹底過去吧。”

　　一個中年女人仍處在巨大的自責裡。她將舅舅從外地接來武漢過春節。大年初五，舅舅發高燒了，然后是她老公，兩人拿到住院証，女人和孩子出去隔離。10天后的元宵節，老公打來電話，舅舅走了。女人的母親突發腦梗，住不進醫院，也走了。

　　冬天過去了，這個家庭留下兩個洞。女人每天不住地想：如果舅舅沒來武漢，如果自己貼身照顧母親，一切也許都會不一樣。最近，她心悸得厲害，去醫院檢查，醫生說：“精神狀態太差，不能再這樣！”

　　從舅舅去世到現在，表妹沒給她打過電話，她更不敢打過去。處理舅舅的后事時，兩人心照不宣地發信息交流，此外不多說什麼。她不知道表妹是否感受到了她的歉意。

　　2月14日，70多歲的楊阿姨和確診重症新冠肺炎的老伴被送進同一間病房。夜裡，老伴的嗓子裡一直“咕嘟咕嘟”地響，聽起來很痛苦。口罩裡全是痰，她用棉簽和紙巾不停地擦，還是來不及。於是老伴被上了吸痰器，然后進ICU，再插呼吸管——3月2日，她可以出院了，說想看老伴一眼，不在乎危險。醫生嚴肅地批評了她，然后嘆氣，去ICU拍了視頻。喊到老人的名字，他微微地睜開了眼睛。

　　這就是他們迄今見的最后一面了。老伴的氣管被切開，不能說話，手機被交給了楊阿姨。醫生護士不時撥打這個號碼傳遞進展：尿裡檢出了病毒﹔肝臟又出了點問題﹔核酸轉陰了﹔意識恢復了﹔本院即將清零，老爺子會轉院繼續治療。好消息更多，只是楊阿姨一個人在家，注意到老伴的東西就會哭，包括那部手機。

　　有武漢人在微博上記錄：孩子上網課，隱約聽到老師用歡快的語氣說“同年去世，數也數不完……”不由地一驚，馬上反應過來，老師說的是“童年趣事”。

　　還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告訴我的同事，父親去世那天，她最后一次帶他去醫院，走廊裡都是臨時病床，她現在會反復強迫自己去回想那個畫面，每次都很痛苦，但這之后，“難過的點才會慢慢高一點”，不會每天都流淚。

　　何時能放下悲傷？這幾個家庭都還沒有答案。

　　4

　　在我同事2月初制作的登記表格裡，記錄這些家庭的文本多被設置了醒目的紅色背景。電腦屏幕上，他們名字的間距可能隻有0.5厘米﹔打開一張武漢地圖，家與家的距離大概是三五厘米。但在現實中，這些活生生的人，經歷如此不同。

　　那個清晨，楊阿姨發現老伴躺在地上，一動不動，說夜裡就想去個廁所，可自己一點勁兒都沒了，甚至沒力氣喊醒她。社區書記趕緊帶人將老人攙上輪椅，推著他去各個醫院。在外地的兒子到處發求助消息，書記因此被批評了，很生氣：“我拼命救你們，你們兒子卻害我！”

　　楊阿姨想：“完了，留下誤會了。”

　　幾天后，她和老伴被送到隔離點，匆忙中忘帶不少東西。社區書記拎著大包小包送來了。再之后，老兩口被轉入醫院。院方一度說，名單裡沒有楊阿姨。社區書記幾乎跳著吼起來：“有你！怎麼沒你？你等著！我去解決！”

　　但在幾公裡外的另一個社區，一個男人同樣印象深刻：母親感染了，他請求社區幫忙。書記說：“管不了！我拿著賣白菜的錢，操賣白粉的心！”

　　朋友們紛紛伸出援手。在另一社區工作的哥們兒打來電話，一步步教他如何溝通，申請援助。“一定沒問題，我們這兒都是這麼辦。”

　　他按朋友的叮囑再次聯系社區，回答還是“不管不管”。

　　“你問我感受，算我家格外倒霉？”男人在電話裡苦笑，“我和我哥們兒那，挨著不遠，完全不一樣。”

　　經歷過這些，不安被成倍放大。男人的母親從方艙出院，在隔離點觀察時被檢測出“復陽”。鐘南山院士解釋了，檢測出的是遺留的核酸片段，不等於病毒，一般也不會重新感染，可他還是覺得“很可怕”﹔隔離點派發給每個人的水銀溫度計，他母親領到的那支是壞的——這著實是小事，可男人繼而聯想很多：那裡的藥物是不是也不夠？值班醫生專業嗎？母親體內的病毒真的消失了？

　　“我知道我現在過度敏感。可這個病毒……它就是把人際關系，還有對社會的認知，全給攻擊了。”

　　現在，武漢的花開了，列車通了，早飯茶攤都忙活起來了。可在千萬武漢市民中間，這些家庭還有著獨特的煩惱。有些康復者還會感到疲倦﹔有年輕人以前愛喝奶茶，現在不行，腸胃沒有恢復﹔一個男生的症狀尤為獨特，他正在找回嗅覺——聞不出氣味，吃起雞肉、牛肉和羊肉，“感覺都一樣”。

　　幾乎每個接起電話的家庭都會說起自己的憂慮：出院后多久復查一次？后續檢查還能否報銷？出院后萬一“復陽”，還能住院治療嗎？一些老人原本就有的疾病也該治療了，醫院是不是又要排隊？

　　一位女士說，想到離開隔離點的“新生活”，竟還有點“慌亂”。1月底、2月初的日子記憶猶新，如今大部分事情理順了，一切眼看著就好起來。“現在想想，可能當時的確需要時間去梳理，去准備。”她說自己心有余悸，“安穩就是幸福，不想再作吃螃蟹的人了。”

　　有武漢姑娘在網上寫道，滿心期待解封，心底又有點怕。每次出門回家，以前沖10分鐘的澡，現在要洗半小時。在外不敢亂摸東西，有人咳嗽就提著心﹔早已習慣了用公筷，手背也被酒精洗手液洗脫皮了。

　　一位患者家屬告訴我，最近她不敢看意大利等國的新聞，感覺“他們的今天就是武漢的昨天”，看到便忍不住落淚。

　　還有些波折需要更多時間來撫平。復產復工在即，一位父母均治愈出院的女士最近敏銳地覺察到，同事們發來的問候信息明顯多了。大部分是關心的形式：“你母親恢復咋樣了，不會復陽吧？”

　　她明白，他們還是害怕。很快，她向領導申請了居家辦公。

　　5

　　“一解封，我要立刻回老家！”

　　38個家庭裡，有一戶人家對4月8日尤為期盼。夫妻倆都是外來務工者，孩子11歲罹患尿毒症，在武漢透析13年了。

　　這個冬天，他們的女兒又因為肺炎住進醫院。更大的問題是，透析也一直沒停。“每個月小1萬元的開銷。”男人說，“原本計劃春節回家時報賬的，唉！”

　　“每天盼著老板的電話，就是不開張，沒工作，一分錢收入都沒的。”女主人搶過了電話。依她的說法，就算4月8日立刻趕回老家，依照以往醫保報銷的進度，女兒肺炎治好了，卻將沒錢透析了。

　　李復興最近又給自己的臨終關懷機構投入了一大筆錢。國內有廠商開發出號稱能過濾99%新冠病毒的空氣淨化器，1.5萬元一台，他一口氣買了12台。不少員工的精神在過度緊張后極度疲憊，李復興寄望於淨化器能讓他們安心點。

　　他說，等武漢解封，最想做的事便是組織員工分批去郊區療養。大家都累壞了。很多本該住院的老人轉不出去，親人也不願將他們接回家——畢竟很難照顧。尤其是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那位老人，也需要人護理。一位護工大姐一度被派到肺炎病房，穿著防護服貼身照料老人。3天后，她在電話裡哭著說，崩潰了，受不了。后來，醫院接手了。

　　尋常的欲望更多。為了照顧染病的父母，一位30多歲的母親整整兩個月沒見到孩子了﹔另一個年輕姑娘在電話裡嘟囔，肯德基和麥當勞都才開張，喜歡的奶茶要何時才能喝到﹔一位醫院的護工阿姨，2月時流落在武漢街頭，無處收留，政府介入才返回老家。現在，她想回武漢，因為那裡賺的錢，比種地和養豬要多太多。

　　“最多幾個月吧，往日的奢望都會重新燃起。”一個即將把父母從隔離點接回家的女白領說，“現在都說‘活著就好’，但很快，沒人會真的隻滿足於活著。”

　　她堅信，這座將她從小養大的城市被摁下的是暫停鍵，絕不是停止鍵。

　　6

　　70多歲的楊阿姨始終在等一通這樣的電話：醫生笑著說，老伴能出院了。

　　過去，飯和家務都是老爺子做。她摔斷過腰，胸骨也骨折過。“20多年了，一直是他在照顧我。”楊阿姨說，此后她會“拼盡一切”照顧老伴，隻要他能回來。

　　那位在上海工作、很少回家的小伙子回憶，直到爺爺病危，他要在網上發信息求助了，才發現手機裡沒有老人的照片。可老人去世后，大段大段的回憶又不自覺涌現出來：爺爺總騎著自行車，載著幼時的他在長江邊晃上一整天﹔成年后難得回家，爺爺習慣在晚上追問他，第二天想吃什麼。

　　“那你要記得在夢裡教教我紅燒肉怎麼做啊，接下來就由我來做吧。”爺爺去世一個多月后，他發了一條很長的朋友圈。

　　一個80后說，以前備受父母寵愛，自己和他們說話總沒有好語氣，以后再也不會了。2月時，母親因感染病毒，高燒到41攝氏度，又繼發中風，體溫一夜間降到34攝氏度——那時她突然意識到，失去母親意味著什麼。

　　“所以從此以后就是我來哄她。”

　　還有男人下了決心，要改掉喝酒、打牌、泡歌廳的嗜好。他是生意人，覺得多認識朋友多條路。但現在想想，這些一點都不重要，“我隻想回家吃飯。”

　　“活在當下。”他說，“珍惜眼前的東西。”

　　有姑娘說，經過這場災難后，她徹底想開了，“一家三口在一起，每天吃好吃的，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陽，沒有比這更美好的。”

　　他們一家三口全都感染過。我說，“你心態真好。”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其實(心態)也不算好。”她說，父母都還待康復。父親很自責，覺得是自己帶回了病毒，每天唉聲嘆氣。她必須勸慰他。

　　她要自己保持樂觀的另一個理由在於，住院時，隔壁床就是本院的一名護士，她在工作中倒下了。兩個女孩的性格出奇一致，都愛笑，發燒難受時互相安慰。唯一無法取得的共識是，小護士總說，自己得趕緊康復，再沖到前線。她問：“你不要命了？”對方總搖搖頭。

　　她還見過一位護士，咳嗽已經很厲害，套在身上的防護服都在抖動，只是核酸檢測還呈陰性，堅決不肯離崗。

　　“她們是用自己的命在換我們的命。”女孩說，“那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好好活？”

　　給自己找到勇敢和樂觀的理由，然后爬起來，往前走。在網上更新日記的武漢小伙子說，他最近勸服了兩位有自殺念頭的病友，他們有很多顧慮：擔心傳染家人，擔心后遺症，擔心社會歧視。

　　他和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從確診到治愈﹔父母都是普通人，家裡的店還無法經營﹔這幾個月要借錢過日子，但活下來就好，以后總能慢慢賺。

　　“一直走，天一定會亮啊。”

　　生活的確會逐漸恢復。楊阿姨回到家裡，社區的網格員很快送來了雞蛋和面粉。每天清晨6點，隔壁鄰居會准時將一包青菜放在她家門口。但這些都還沒用上——連續好幾天了，樓下的好朋友一直不聽勸，堅持做好飯給她端上來。

　　回想起2月初的情況，醫院門診密密麻麻的人頭和此起彼伏的咳嗽聲，那位一度流落武漢街頭的護工阿姨至今仍會感到害怕。她第一任丈夫死於肝癌，大兒子當時10歲﹔現在的丈夫又得上結石，時不時就疼﹔二兒子前幾年做生意，賠了好多錢﹔由於欠債，家裡給孫子繳學費都困難……

　　2月在武漢，她看護的病人、好幾位同事都確診患上新冠肺炎。沒有患病的她在病房裡躲藏過，戴著兩層口罩，和其他同事依偎在醫院樓道裡。

　　老家的人夸她是“女強人”。“可我不想做‘女強人’。生活不易，我隻能變強。”

　　所以現在，她想重回武漢。

　　(程盟超 魏晞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楊杰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