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史

曾侯乙墓出土銅編鐘（局部） 圖片選自“文化的江山”

“文化的江山” 劉剛 李冬君 著 中信出版社 圖片選自“文化的江山”

殷墟出土龜甲正反面 圖片選自“文化的江山”

一

原本，文化是文化，江山是江山。前者是人類創造活動的作品，代代流傳，代代創造。江山屬於自然，無非山川草木，是人類活動的背景、資源和舞台。現在劉剛、李冬君創造了一個概念叫作“文化的江山”，文化於是具備了自然的面貌，而江山也擁有了文化的品格。學術與文化，概念是創新的核心，非虛言也。

中信出版集團新近推出12卷巨著“文化的江山”，已經面世的是四部，即《文化中國的來源》《王朝中國的確立》《中國風雅頌》和《中國軸心期》。探索早期中國的文化歷程，四部著作已經風格盡顯，加上隨后趕來的八部書，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歷史畫卷，就這樣突如其來地鋪展開來。恍惚之間，頗有應接不暇的感覺。

“文化的江山”是通過文化的途徑和對文化的觀察來理解中國，這既不是通常意義下的文化史，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歷史。文化，通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當我們把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區別討論的時候，這時的文化是屬於狹義的文化。當我們把政治、經濟、社會都置於文化的平台上看待時，這時的文化屬於廣義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之間，廣義的文化概念有特指某種文化的意涵，但在同一個文化體系之內，經常使用廣義的文化會導致狹義的文化空間被擠壓，喪失其本來的價值。大概就因為如此，“文化的江山”的作者特別強調“文化中國”的立場，堅持用文化的立場理解和書寫中國的文化歷程。

與“文化的江山”相對應的是“王朝中國”，即從政治的立場理解中國歷史。作者認為，用“王朝中國”的立場理解、書寫中國歷史是中國最主流的立場，一部“二十五史”，以王朝為單位書寫歷史，是典型的“王朝中國”立場。在“文化的江山”一書的引言中，作者以“發現文化的江山”為題，開宗明義地表明鮮明的立場：

“歷史上，其實有兩種中國史觀。

一個是二十五史裡的中國，叫作王朝中國。

一個是貫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國，叫作文化中國。

所有王朝，都在興亡交替中，短則數十年，長則二三百年，都難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國越千年，歷百世，還在發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中國的江山不僅是王朝的，更是文化的，文化比王朝更耐久，更有生命力，更有價值。這是“文化的江山”的基本觀念，既是核心理念也是分析理路。如果說，此前更盛行的中國歷史閱讀法是“王朝中國觀”，那麼本書提倡和實行的則是“文化中國觀”。因為立場鮮明，觀點清晰，前者可以稱作中國歷史的“政治主義”，而“文化的江山”堅持的可以稱作“文化主義”。讀書界的未來反應，“知我罪我”關鍵就在這裡。

二

要重新梳理中國的歷史，無法回避遠古的探索。“文化的江山”第一部《文化中國的來源》，是要從文化主義的立場找到文化中國的最初源頭。作者從半坡的彩陶入手，用一束文化的光源照亮彩陶，在一個石器的時代，找到了引領未來的“彩陶之光”。這束光，跨越千萬裡，照進紅山文化遺址，於是有了“石靈之光”。之所以重視紅山文化，因為作者的思想中有一條玉的光束，而紅山文化是現在所知中國大地上最早的玉文化呈現。作者心中有光，石頭也被照亮，書中說“人類靈性的花朵，先在石頭上盛開，從石頭蔓延到萬物，而使萬物有靈”。《說文解字》說“玉，石之美者”，玉就是石頭的美麗代表。人類最初的靈光一現，便是牛河梁遺址上的片片玉器。從彩陶到玉器，作者的觀點很重要，他認為這就是文化中國，很久遠很美麗。先有文化中國，后有王朝中國，所以文化中國更重要。

文化中國，玉器最有代表性，從河姆渡到良渚文化，正是文化中國的創新期。良渚文化與河姆渡有層累關系，玉器制作發達，是良渚文化留下的深刻印記。河姆渡沒有趕上古國的頭班車，但良渚文化中卻頗多早期國家的痕跡。當然，文化中國並沒有貫徹始終，很快，變遷發生了，文化中國遭受王朝中國的替代。作者是通過怪力亂神的《山海經》來闡發這個過程的。“從神話到歷史，《山海經》的世界，貫穿了三個時代，包含了兩個中國”。“三個時代，分別是彩陶時代、玉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從彩陶時代到玉器時代，是文化中國從濫觴到形成的時期﹔從玉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是文化中國向王朝中國的過渡時期。”作者從兩個夸父的例証入手，証明夸父這位純粹的神話人物后來發生轉化，他也參與早期王朝中國的塑造。導致這個重大變遷的力量是暴力，即戰爭。

看看你所知道的青銅器吧，充滿了暴力美學。作者把青銅時代與王朝中國聯系起來，依據充分。“國家的來源，從文化認同轉向武力統一﹔國家的前途，從和平發展轉向征戰立國﹔國家的制度安排，從尚賢制轉向世襲制，從‘天下為公’的公共權力轉向‘家天下’的君主專制”。青銅器的發展路徑，就這樣帶動了王朝中國的發展。“來自青銅的劍影刀光，砸碎了玉的溫情與夢想，終結了玉器時代的‘詩與遠方’”。在王朝中國確立之后，文化中國並沒有煙消雲散，它們以另外的方式滲透在王朝中國之中。

在早期中國的文獻和考古中尋找“文化中國”的存在，在王朝中國確立之后，這便是第三冊《中國風雅頌》的目標。作者的考察結論是，文化中國作為一個潛流始終存在，比如王朝中國與天下，文化中國屬於后者，相對禮樂與權力，文化中國屬於前者。不僅如此，每到中華面臨危難之際，文化中國就會挺身而出，承擔自己的責任。不過，從文化江山的立場出發，會發現不同的學派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比如墨家對於文化中國的堅守強過儒家，儒家在總體上更像是彌合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的綜合派。“在先秦諸子的國家學說中，最有代表性的三派是儒家、法家和墨家。三家之中，法家是堅定的王朝中國派，墨家堅守著文化中國的理想，而儒家則在兩者之間搞平衡，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這叫作‘指其兩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

說法家是堅定的王朝中國派，這不會引發歧義，但把墨家看作是文化中國的代表學派，恐怕不會獲得齊聲贊同。比如道家，他們是更遠離王朝中國的一派，在批判王朝中國的時候，道教應該是最堅定的。對此，作者有自己思考。一方面，墨家是民間力量的代表。對於王朝中國的批判，除了批判的武器，也存在武器的批判，而墨家思想武裝了基層社會，狹義精神，深藏在民間，他們就是武器批判的基本力量。一旦王朝中國自廢武功，民間力量就會崛起，與文化中國結盟，奮力拯救中國。另一方面，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在理論上是老子思想的繼承人，所以《史記》才會把他們寫入一傳，就是因為發現了二者的一致性。

第四卷《中國的軸心期》，全面討論先秦諸子思想，作為軸心期的中國思想家，他們的思想鋒芒所在皆有，涉及的問題也幾乎都是百科全書式的。這些思想結晶，不僅能夠為王朝中國提供資源，也能為文化中國提供滋養。在中國文化發展的幾千年裡程中，諸子思想始終是中國文化的淵藪，供應中國文化，源源不斷。

三

“文化的江山”的作者，在梳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發現了一條堅實的“文化中國”紅線，於是很自然地成為中國文化自信派，不僅批評“王朝中國”的觀點，也自然遠離了中國文化自卑派。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對於王朝中國觀點的批判，不是借助外來理論，而是從中國文化的內部找到了“批判武器”的源頭活水，即中國文化。“有人說，傳統文化是政治文化，正如中國是王朝的屬性，不能脫離王朝而存在，文化成了政治的屬性，也不能離開政治而存在。這是站在王朝中國的立場來看文化中國，看到了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相結合的那一面。可一旦王朝政治式微，天下安危就要靠文化中國來擔當了。當國家分裂時，文化中國便是歷史的統一體，為國家統一提供范式﹔當改朝換代時，文化中國以民本為基地，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據﹔當異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國時，文化中國依然屹立，或以夏變夷，或革命攘夷。正是有了文化中國的存在，我中華民族歷數千年，而至今未訴衰。”以中國文化解決中國問題，如同動員自身抗體，這當然是根本之道。

於是，與文化中國相對應的王朝中國就成了重要的對話者。對於王朝中國的觀點，相信中國讀者都不陌生。從狹義的視角看，政治與文化都是大文化觀的一部分，各自承擔著不同的義務，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歷代政治制度、帝王將相和政治活動，都是王朝政治的主要內容。政治與文化既然屬於不同的領域，自然會存在分界，隻要有分界，就難免不會相互影響，彼此滲透。但是，對於中國歷史的理解，我們的史學比較強調政治發揮的作用，按照文化中國的觀點，這種強調政治作用的觀點已經夸大了政治的力量，對於歷史認識，夸大就會失真。了解作者的學術經歷，我們的理解會進一步深化。在中國歷史的認識上，強調政治的作用，是史學界的普遍情況，而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大約非南開大學的劉澤華先生莫屬。劉先生提出“王權主義”概念，用來表達政治權力的擴張和壟斷性。“文化的江山”的兩位作者，都是劉澤華先生的研究生，李冬君還跟劉先生讀完博士，並留校任教，所以他們十分熟悉劉先生的學術觀點。劉先生設立“王權主義”概念，是為了更深入理解中國古代歷史，而王權主義現象正是劉先生力主批判和否定的一種政治傳統。

“文化的江山”作者認為，在認識中國政治傳統問題上，王權主義是一把手術刀，深刻而准確。但是，超出政治范圍之后，王權主義的鋒芒便遭遇困難。曾見到《東方歷史評論》上刊登作者的一篇文章《尋找“文化中國”的起點和入口》，作者清楚地介紹了自己的學術歷程。有關王朝中國問題，對話幾乎就是王權主義。“王權主義能不能囊括中國政治文化或傳統文化的全部？如果全部囊括了，那麼對傳統的批判本身，以及對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的追求，來自哪裡？反傳統的動力又是從哪兒來的？”從問題的提出，能看到作者的思考，也能看到學術的代際傳統與發展。學術的基本規律是繼承與發展，沒有繼承的發展是另起爐灶，沒有發展的繼承隻能是照本宣科。劉澤華先生強調“王權主義”理論，在劉剛、李冬君2009年出版《文化的江山》時曾參加過相關的宣介活動，對於學生的新建樹，表現出導師的支持與自豪。劉先生一貫鼓勵學生提出有別於自己的新觀點，認為這才是學術發展的正道。如今，劉剛、李冬君的建樹再次升級，劉先生若能得知，相信一定會滿心喜悅。

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在中國歷史的幾千年歷程中，到底怎樣補充，怎樣抵觸，怎樣共同推動了歷史前行，許多問題依然有待於深入研究。“文化的江山”叢書，隨后還有八部著作在排隊出版，相信會有持續的論証。現在，有兩個基本的學術理路擺在這裡，政治的叫王朝中國（或王權主義），文化的叫文化中國，到底誰更適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前路已經開辟，且待來人抉擇。

四

“文化的江山”叢書的作者劉剛、李冬君，是一對學術夫妻，以文化江山為核心，他們的研討至今超過十年。2009年，他們出版同名的《文化的江山》上下冊（山西人民出版社），可以看作是如今著作的綱領。此后，又出版了《自由的款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是一部歷史文化隨筆。2015年，又出版《回到古典世界——從希臘到中國》（中信出版集團），探索古代世界的歷史走向。即使后來的兩部書，核心的話題依然是“文化的江山”。現在，我們讀到四卷本“文化的江山”的很多金句和精彩結論，許多都能在上面三部書中找到最初的原型。學術的發展，在積累中探索進步，學術界如此，學者個體也無不如此。

不僅是學術思想，即寫作風格，“文化的江山”也保持了統一性。這不是標准的學術論文或專著，更恰當地說應該是學術散文，一些比喻和想象，如同詩一樣具有擴散特性。很多章節都圍繞著同一主題進行，有的章節也會涉及多個問題。汪洋恣肆，天馬行空，這樣的文風一定會讓很多讀者擊節欣賞，也會讓一些讀者很不習慣。溝通古今，中西橫議，要想很好地跟上作者的節奏與話題，讀者的知識儲備需要稍加豐富。

“文化的江山”是學術的縱橫議論，並不關注具體歷史知識的普及。但考慮到讀者的不同需要，每一章的后面，都會有一節設計感極強的文字，補充基本知識，配滿相應圖片，美輪美奐。這是圖文並茂的古老傳統，因為今天的圖版能夠做到繽紛別致，自然超出傳統插圖太多。當然，如果為了保証思考的節奏，也可以直接進入下一章。

更應該關注的是作者的觀點是怎樣形成的。作者十分強調文化個體性，這部作品體現了怎樣的文化個體性呢？不管是學術經驗還是其他經驗，時代的總結與個體的總結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學術建設，個體的體驗與發現是十分關鍵的。在歷史研究中，怎樣展現個體性？除了在學術觀點、方法等對前人的繼承發展，個性的文化體驗是不可忽略的。十多年以前，作者問我這樣一個問題：“唐朝重要，還是唐詩重要？”作為唐史研究者，這個問題讓我陷入沉思。唐詩產生於唐朝，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朝重要，沒有唐朝就不該有唐詩。但更嚴重的事實是，唐朝已經湮滅一千多年，唐詩依然活躍在我們的生活中。一個電視節目詩詞大會，竟然能舉國若狂。作為一種文化結晶，唐詩一直在滋潤中國人的生活，一直為中國人提供文化享受。如此說來，當然是唐詩更重要。原來，這就是“文化江山”的邏輯起點，所有的王朝都會走向湮滅，隻有文化會生生不息。一個時代，隻有創造出不朽的文化產品，才會變得不朽，否則除了變成時間符號，再無意義。

唐朝與唐詩的問題，與其說是一個學術論証，不如說是一個文化體驗。個性的文化體驗，上升為學術觀點，隻要獲得史料的支持和邏輯的合理論証。在最終的學術產品中，最初的體驗在論証過程中完全可以略去，然而，作為學術發現原點，個性體驗顯然是需要肯定的。所以，從“文化的江山”叢書中，我們不僅需要了解作者的觀點，也要看到作者獨特學術思路的來龍去脈，尤其要承認文化個體性體驗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