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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大幕是這樣開啟的

2016年06月07日10:09    來源:北京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文景之治的大幕是這樣開啟的

  舊兼新以盡臣才

  漢文帝做代王時,與長安諸大臣並無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選中繼承帝位,驚疑交加的漢文帝登位伊始,親信從代地帶來的宋昌、張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領南北軍直接保証了京城與皇宮外圍的安全,張武為郎中令則使宮殿內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為一代賢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不以私心治國,最初的倚重並沒有成為一種用人傾向,宋昌、張武后來沒有成為權臣,而是各盡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隨文帝從代地來的大臣外,不可忽視的勢力是高祖劉邦的一批老臣。就當時的情勢而論,陳平、周勃等高祖舊臣閱歷多、資歷長,身居要位,德高望重,為國家的穩定與前途計,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先后被文帝任用為相。后來,張蒼因推算律歷失准和薦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軍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記》載: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時以勇健材力見長的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為河東守,欒布為將軍,陸賈出使南越再建功勛,召田叔咨詢天下賢人,復孟舒為雲中守,可見文帝對高祖劉邦舊臣都能量才任用,人盡其才。

  但漢文帝又不止於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賈誼為博士,第二年初,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陰侯隨騎賈山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由此開始,漢文帝或通過舉賢良征辟,或直接咨詢,或間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賈誼由博士一年中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由太常掌故,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遷為博士,后拜為太子家令,后又因對策高第遷為中大夫﹔張釋之由謁者遷仆射、再拜公車令,由於彈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后,拜釋之為廷尉”﹔馮唐因論將有味,文帝令他持節雲中復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文帝起用的這些人,其言行或職任對文帝朝政治、經濟、邊防、軍事可謂有巨大的影響。

  班固《漢書·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是對漢文帝朝刑法罕用的總結,同時於其中,我們更可見到文帝根據時代社會的特點,用人以舊兼新的特質。老臣“少文多質”以持重,穩定社會,致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人銳意革新,明鏡高懸,文帝兼兩者而參之,取於時可用者有條不紊地先后採用,使大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

  懷與安以置諸侯

  漢文帝常被認為在對待諸侯問題上至少錯誤有二:一是驕縱淮南王長、吳王濞等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採納和貫徹賈誼、晁錯等人削藩的建議。其實這些都是不能體察文帝所處具體時代的浮泛之論。

  漢文帝在位之時,正值匈奴強盛,假如文帝真對諸侯大動手腳,內憂與外困必然使國家風雨飄搖,所以匈奴問題使文帝必然隻能懷柔諸侯。加之,文帝時高帝劉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從文帝的一則詔書便可看出:“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至於如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謀。正是他們的合謀使呂后的陰謀不能得逞,同時也是他們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諸侯成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問題。比如周勃因擁帝登位功高而被封為萬戶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罷趨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極的人難免會行為出軌,漢文帝需要用諸侯來制衡這些勢力強大的高帝舊臣。更有,當年高后死而呂產、呂祿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謀,也是因為內懼高帝老臣,外懼山東諸侯勢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麼可能驟然一味削藩呢?

  與此同時,漢文帝也積極著手國內防御和削弱諸侯強國的部署。前元12年,賈誼上疏:“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裡,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后,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議文帝封親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並擴大他們的領地,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在吳楚七國反時,這一部署發揮了關鍵作用,梁國成功地遏制了七國軍隊的前進。

  “福由德興”,漢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國家社稷之福,同時他本人由此贏得了千古贊頌,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國興旺。同時,從漢文帝的具體實踐,可見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對國家政治的有利影響,並且,仁德並不是懦弱無力,毫無原則,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決問題的“度”,它是事物達到最高和諧的手段和途徑,漢文帝舊兼新以盡臣才,懷與安以置諸侯的成功治國經驗,雄辯地証明了這一點。

  (作者為廣州韶關學院文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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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虎遵會、楊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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