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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如何為了顧頡剛而得罪魯迅?

2016年06月03日09:53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手機看新聞
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隻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

  傅斯年

  本文摘自《陳寅恪與傅斯年》,岳南著,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6

  傅斯年到中山大學時,魯迅正在該校任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魯迅在北京經歷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並與陳源(西瀅)、徐志摩等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混斗,夾在其間的胡適也被魯迅視為敵人而遭到一番唾罵,自此二人關系宣告破裂並逐漸惡化。直至北師大學生劉和珍等數名師生被槍殺的“三一八”慘案發生,魯迅遭到北洋政府緝捕,不得不設法離開北京赴南方暫避。1926年8月2日,魯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師大領取薪水,自此告別了這座浸染著他滿腔激情與血淚的學府,悄然隱去。不久,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在女師大任教期間結識的學生加戀人許廣平女士同車南下,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任訓育主任。正是由於陳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適等英美派“海龜”與之交鋒對壘,魯迅對胡適等留學西洋的所謂“洋紳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顧頡剛之類熱衷於在研究室內搞考據的學院派人物,連同一些跟隨胡與顧的小字號“土學者”都沒有好感。而魯迅在廈門大學時,顧頡剛也受時任文科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籌備主任林語堂之邀,辭別北大編輯員之職,陰差陽錯地來到廈大任國學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國文系名譽講師。短兵相接,魯、顧二人矛盾加深,終於演化成勢不兩立的仇寇。

  1927年1月18日,魯迅為改變環境與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職,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上任后的魯迅公開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風氣作為標准要求中大師生。在一次教務會議上,他主張讓學生有研究、活動和組織的自由,並特地舉出北京大學的事例作為榜樣,以讓中大師生學習效仿。

  但此時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驊等人,已經成了國民黨的要人、官場上的重量級人物,自然不吃魯迅那一套。朱家驊由最初的防御轉為戰略進攻,他以強硬的姿態反擊道:“這裡是‘黨校’,凡在這裡做事的人,都應服從黨的決定。”自此,魯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與以朱家驊為代表的校方當局,圍繞政治是非問題或明或暗地較起勁來,直至鬧得不可收拾。

  此時的傅斯年與魯迅雖無師生之情、朋友之誼,但傅在北大辦《新潮》時,曾得到過魯迅的支持,並有過書信往來。當時傅以北大學生兼《新潮》主編的身份寫信於魯,征求意見並請其指教。向來對青年人較愛護的魯迅回信說了幾句客氣話,順便提了幾條小建議,內有“《新潮》裡的《雪夜》、《這也是一個人》、《是愛情還是苦痛》(起首有點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說家夢裡也沒想到過。這樣下去,創作很有點希望”雲雲。傅把雙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新潮》的身價與威望。同年,魯迅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到了《新潮》,認為“頗強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作亦不弱,皆學生”。正是為了這段舊故,魯、傅之間開始時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讓與和平共處,但隨著顧頡剛的到來,二人的矛盾終於引爆,炸開的裂痕再也沒有彌合。

  傅斯年來中大后,顧氏在廈門大學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誼,又急於招攬人才,便請顧頡剛來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務是“辦中國東方語言歷史科學研究所,並謂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意在架空魯迅,掃除障礙。盡管此時的魯迅對中大校務已成為“一個大傀儡”(魯迅自喻),但畢竟還是名義上的教務主任,必須與之打個招呼才算不失體統。按傅斯年的觀點,本來打招呼已算是相當的抬舉了,想不到魯迅一聽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鼻來,我就走!”(南按:“鼻”即指顧,相關典故見后)此舉令傅斯年深為尷尬與不快。

 

  1911年,傅斯年與顧頡剛同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共住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工字樓,二人開始相識。這一年傅17歲,顧20歲。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國文門,顧入哲學門。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自此,“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的顧頡剛,開始與“大氣磅礡”、“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傅斯年成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年僅27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作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級哲學大師杜威高足的胡適,講授洋學問自是得心應手,但講授中國學問卻有些不同。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國學深厚的年長者加名教授擔任。在胡適登台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兩足書櫃”的陳漢章主講。據說陳氏在台上引經據典,夸夸其談,天上地下,雲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史影裡的人物與故事,兩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范”。胡適接課后,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歷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時代”一章中,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三皇五帝、夏、商,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后一個階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講起。如此一改,原來號稱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史跡,攔腰被截去了一半,令聽講者大為驚駭,正如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所說:“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遭受了重大打擊卻仍自視甚高的學生們並沒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適屈就,他們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胡說”,於是有幾個激烈分子開始鼓動鬧事,琢磨如何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出北大校園,讓其回安徽老家找他的那個小腳太太江冬秀去。顧頡剛有些與眾不同,“覺得他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這個話是顧頡剛在幾年之后說的,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恐怕他還不知所謂的“實驗主義”為何物,只是后來胡適暴得大名,評論家們開始評頭論足並與胡的洋老師對號入座之時,顧才曉得大洋彼岸有個叫杜威的哲學大師弄了一套號稱“實驗主義”的學說,於是也跟著談起了所謂的實驗主義。不過,顧頡剛當時對胡適的學說與做法感到新鮮,對其處境產生了同情之心卻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正當學生中間的激烈分子即將集眾鬧事,向胡適反攻倒算的關鍵時刻,滿懷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顧頡剛,猛地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希望他能出面拉胡老師一把。於是在大體講述了胡適講課風格后,力勸傅氏前往聽課,以挽狂瀾於既倒。傅斯年開始以自己不是哲學系學生推脫,但顧頡剛卻咬住不放,並說道:“你雖不是哲學系學生,又何妨去聽一聽呢?”傅終於接受了顧的建議,專門聽了胡適的幾堂課。因是有備而來,傅在課堂上曾幾次以請教為名向胡發難,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則步步緊逼,最后逼得胡適額頭上的汗珠都滴了下來。絕頂聰明的胡適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內高手,於是咬緊牙關,拼全力挺住,始終以他那特有的微笑予以應對。胡適畢竟不是等閑之輩,面對傅斯年與一班不懷好意者的圍攻,一路過關斬將,突出重圍,總算是渡過了難關。

  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上站穩了腳跟並長噓一口氣的同時,對台下這批學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認識。認為這批學生盡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幾十年后,胡適在自傳中談到了這場關乎他人生命運的考驗,並再次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后,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不僅做了胡適的保護人,自此之后,同顧頡剛一樣,對胡氏的治學路數與學術思想由認可漸漸變為傾慕佩服。未過一年,傅不惜背叛要傳他衣缽的指導老師黃侃,毅然決然地轉向了胡適,投入到新文化陣營中來,與胡適等人一起與黃侃等傳統派展開了決戰。如顧頡剛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后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北大畢業后,傅斯年留學歐洲,顧頡剛則留在北大一邊從胡適治學,一邊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編輯員,同時開始了古史辨偽工作。這項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傅斯年在來信中,有顧氏在古史研究領域“稱王了”的贊譽。幾年后,由柏林歸國並在中山大學得勢的傅斯年,念及舊情,想拉同窗好友顧頡剛加入到自己的圈子,本屬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間猛地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式的重量級人物——魯迅,橫在二人的面前,使其進退不得,大感為難。

  五四運動之后,胡適因提倡白話文暴得大名,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顧頡剛又唯胡適馬首是瞻,且甘願鞍前馬后地為之輔佐,為胡適考証《紅樓夢》覓得許多文字資料,助長其氣焰,自此引起了魯迅的不快。當然,若事情僅限於此,仍不能成為恨之入骨的仇寇。魯迅之所以對顧頡剛表現出極度強烈的憎惡,除了其跟隨胡適等“洋紳士”鞍前馬后地效勞外,還有一個致命的情結就是著名的“鹽谷一案”。當魯迅、胡適、顧頡剛等人皆在北京時,有人揭露說魯迅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顧頡剛亦持此觀點,並與北大西語系教授陳源談及此事。原本就與浙江派對立,對魯迅不感冒的陳氏一聽,立感奇貨可居,正是攻擊魯迅的炮彈,於是迅速寫就揭發信一封,由同一陣營的徐志摩編輯發表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按學術界的規矩,若某人被公開指責“抄襲”或“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可謂奇恥大辱,比夜進民宅搶劫盜竊還要令人不屑與憤慨。假若事實成真,此人立馬斯文掃地,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業前途皆無希望。(南按:21世紀初,北大王銘銘“剽竊”事件即其一顯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惡如仇的魯迅看到陳源的公開信后,反應異常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圍繞這一“疑案”,魯、陳之間再度展開了一場論戰。就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對陳源、徐志摩,還有躲在背后撐腰的胡適(南按:魯迅這樣認為)懷恨在心,同時與他認為的“陰謀家”顧頡剛也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顧頡剛的鼻頭微紅,魯迅在書信中便以“鼻”相代稱,內含諷謔蔑視之意。面對魯迅的態度,作為同樣尊胡適為導師並深受胡適喜愛的傅斯年,此時對魯迅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准備由柏林歸國時,在與羅家倫的通信中,談到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通伯與兩個周實有共同處。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無待言。啟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學究(吳學究之義),非你們damned紹興人莫辦也。仆雖不才,尚是中原人物,於此輩俁儂,實甚不敬之。他們有些才是不消說的。”信中的大周指魯迅,二周與啟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確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並有些鄙視的意味。這個與《新潮》時代大不同的轉變說明,魯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魯迅了。

  因而,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傅斯年火氣大發,索性將魯迅晾在一邊。同時傅斯年說服朱家驊和顧孟余並得到支持,於1927年3月不顧魯迅的強烈反對,硬是把顧頡剛請進了中山大學校園。魯迅一看這情形,頓覺失了面子,同時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學真的是大勢已去,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一看魯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態擺起譜來,甚為惱怒,心想人人言說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記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孫,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還是齊魯人氏,當是正宗的聖人之后。面對江南才子或曰“紹興師爺”如此撒嬌施橫,身為聖人之后的梁山好漢又何懼哉?於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當場向朱家驊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從此不再過問。顧頡剛面對這般險惡的局勢,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樣宣布辭職走人,不再於這堆爛泥裡插杠子攪和。校方見事情紛亂,左右為難,索性來個和稀泥的辦法,讓學生開會自行選擇,哪一位該走該留,全由學生決斷。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后認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級學界大腕兒,一個都不能少。眼見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務的朱家驊隻好硬著頭皮出面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仍然火氣十足,不依不饒,聲言魯、顧決不兩立,非此即彼,無半點調和的余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隻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

  雙方經過一番混戰,魯迅去意已決,於1927年4月21日辭職離校,攜戀人許廣平赴上海開始了公開同居生活。

  魯迅滿含悲憤地走了,顧頡剛最終留了下來。

(責編:徐前、朱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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